【知青在长岭】唐晏平：总把他乡当故乡

总把他乡当故乡

唐晏平

1968年11月，我从长春铁路中学到长岭县大兴公社金山大队靠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从那时起，我就把一生都献给了农村。现在算起来从17岁下乡到60岁退休，四十多年，我一直工作生活在大兴镇。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我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但是，我从未动摇过、后悔过。

离开省城奔赴农村

1968年的冬天仿佛来得特别早。进入11月，省城长春就已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了。就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把我们这些昔日的红卫兵小将推向了人生新的转折点。

当时，我在长春铁路中学读书。在校委会和军代表的组织下，我们初一初二的13名同学组成了集体户，准备到吉林省西部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要下乡了，全家都开始忙碌起来。奶奶把我的被褥全部重新拆洗，又添加了一层棉絮。怕我在农村土炕上脚底受凉，又把我的褥子加长了一尺多。不知爸爸在哪里弄了一些旧木板，用了两三天时间为我做了一个木箱，外表粗糙的木箱盛满了爸爸细腻的爱子深情，这个木箱我一直用了三十多年。妈妈得知我要下乡了，拿出家里所有积蓄，为我置办各种到农村去的物品。在那段时间里，妈妈用光了家里所有的肉票、油票和豆腐票，变着法地为我做可口的饭菜。

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奶奶和父母都在为我人生担忧着。而我们这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半大孩子，每天都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豪言壮语。

按规定，我们这批到长岭插队的知青，要在11日晚9时乘火车出发。出发的前一天，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长春的每个角落，雪越下越大，到了11日傍晚，街道上的积雪已有1尺多厚。

晚上7点多钟，爸爸用一个刚做好的木爬犁装上我的行李，奶奶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出大门，父母和弟弟拉着爬犁向学校方向走去。这时，我才真正地感到要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离开这个温暖的家，离开这些疼我爱我的亲人，独自去闯荡那未知的地域。此时，我由一个被爱包绕的人一下子变成了风雪中孤独的行路人。我一步一回头，走了很远很远，还能看见奶奶站在那昏暗的路灯下向我挥手。望着奶奶那落满雪花雕塑般的苍老身影，我不禁流下滚烫的热泪。

为了送我们下乡，长春铁路分局加开了长春到保康的临时列车，就是这列火车，将把我们几百名同学送到那完全陌生的农村，去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开车的时间快到了，站台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亲人们。人们互相叮嘱着，难舍难离。火车的汽笛拉响了，妈妈把家里仅有的20元钱塞到我手里。

火车开动了，望着站台上越来越远的亲人们，我意识到，我真的要到偏僻农村，开始我生命中一段完全不可预知的旅程。

列车轰鸣着，渐渐远离了城市的灯火，向周边的黑暗中驶去。这时，在车厢里传来了一阵阵哭声。

初到靠山屯

1968年11月12日晨，我们几百名去长岭县插队的知青乘坐的火车到达了吉林西部的保康火车站。

保康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地处松辽平原的西端，科尔沁草原腹地。地处内蒙古、辽宁、吉林三省交会的金三角地带，距长春200公里。

天刚蒙蒙亮，一眼望去，街道空无一人。街道两边尽是陈旧的砖瓦房，而居民区则尽是低矮的土平房和砖平房，整个镇子连一幢楼房也没有。

我们集体户要去插队的地方是长岭县大兴公社金山大队靠山生产队。距保康镇大约有20华里。生产队来了3辆马车接我们。

那天早上，天气特别寒冷，我们8名男生，5名女生分坐在马车上，用大衣、棉帽、围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但还是抵御不了寒风的侵袭。

我坐在赶路的马车上，听着踏在冻土上的马蹄声，四下打量着。

我们走的长保公路（长岭至保康）是一条土路，路面坑洼不平，马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很厉害。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大甸子，很少看见枯黄的干草，到处都是大块大块泛着青白色的盐碱地和一蓬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碱蒿。望着荒凉颓败的景色，我更感到身体的寒冷、处境的凄凉和前途的渺茫。

经过1个多少时的颠簸，终于到了靠山屯。早已等在生产队的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热情地把我们扶下车，迎进屋，他们像过节一样，杀了羊，备了酒，蒸了馒头，泡好了茶水，这在当时过年也是很难吃到的好东西。

靠山屯大约有七八十户人家，全部都是土平房。我们的集体户就安在生产队中间土平房里。5名女同学住东屋，我们8名男同学住西屋的南北炕上。

1968年的靠山屯还没有电，加工粮食全靠生产队一盘碾子一盘磨。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天一黑，屯子里黑乎乎一片，很少有人走动，除了偶尔的几声犬吠，安静极了。

集体户是用队房子临时改建的，在那寒冷的冬夜，我们躺在新搭的土炕上，点着冒黑烟的小煤油灯，各自想着今后的生活。

明天，我们就要和乡亲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自己的双手挣工分来养活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要在这偏僻的靠山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了。

拉着学生在雪中前行

1969年下半年，我在集体户接到通知，要我到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就是这个通知，改变了我在集体户务农的命运，走上了农村教育岗位。并且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退休。可以说，我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农村的教育事业。

我在金山小学一直干了6年。这6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也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70年，我在金山小学教初中语文。那时的金山学校共有8个年级（当时叫戴帽学校，即大队小学增设的初中班）10个教学班。学生主要来自金山大队的4个自然屯和内蒙保康公社的向阳屯（“文革”前叫西下坡子屯），那里的冬天特别冷，我每天早上都要提前生好教室的火炉，等学生们来了，教室已经不那么冷了。

唐晏平（中），长春市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学高级教师。1964年至1968年11月在长春铁路职工子弟中学读书。1969年6月至1980年在金山大队小学和大兴中学任教师。198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大兴镇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

那年12月下旬的一天，马上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一早天上就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到了下午放学时，西北风伴随着鹅毛大雪呼呼地刮得人们几乎站不住脚。远远望去，整个大地苍茫一片，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农田。七八个家住向阳屯的小学生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

向阳屯在金山的西边，距离学校大约五六里路。这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要走回家去，实在是太困难了。为了让这些孩子平安回家，我和住校的王老师就一起护送学生。雪越下越大，西北风裹挟着雪粒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我和王老师一前一后，拉扯着孩子们在一尺多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走着。有两个小女孩又冷又累，站在那直哭。我和王老师就一人背着一个，一跐一滑地向前走。这五六里的路，我们走了1个多小时。

家长们看到我们把孩子送回来，非常感动，又是点烟又是倒茶，望着家长们千恩万谢的样子，虽然又冷又累，但心里却热乎乎的。

成家立业扎根农村

1975年暑假过后，我以一个代课教师的身份调到公社教育组。当时的教育组有3个人，主要是负责全公社9所大队小学和1所中学的管理工作。在教育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教师，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与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

1976年春天，经人介绍，我与妻子确定了婚姻关系。当时，她是民办教师，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并且在1972年就入了党。

她为人温柔贤淑，通情达理，从我们相识到结婚，从未提过任何物质上的要求，也没要过任何彩礼。这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订婚时，我还是一名代课教师，工资每月只有27.50元。长春的父母经济上也很拮据，没有能力为我们置办像样的结婚用品。一张花19元买的书桌，一个20元的小书柜，两个在公社铁木社买的木柜，再加上公社知青办给的1个碗柜、两口水缸，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全部家当。

1976年8月5日，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车，也没有喜宴。我和妻子步行到中学。在一间教室里，县里、公社领导和一起工作的中小学教师们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既简单又热烈的革命化的婚礼。

刚结婚时，我们住在岳父家的西屋，后来县里和公社知青办给我盖了3间土平房，这才在农村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住进自己新房的第一个春节，我用9角8分钱买了一瓶通化葡萄酒。吃年夜饭时，从未喝过酒的妻子醉了，我也醉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真正实现了下乡时许下的诺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几十年来，我和妻子互相扶持，克服了艰难困苦，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为了7个月早产的大儿子，妻子辞去了民办教师工作。为了节省1元2角钱的车费，我早晨4点骑自行车赶了近百里路，到长岭县城参加东北师范大学的函授招生考试。考完后，又顶着西北风返回家里。

尽管在农村遭了那么多罪，吃了那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那些年，我多次被评为吉林省和长岭县优秀知青和先进教师。1983年，又被任命为大兴乡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并通过考试晋为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