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插队选择
插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首先就是要上好劳动课。我第一次在队里干活是给队部打隔断，隔断墙是用土坯垒的，我就负责给垒坯的老乡供土坯。第一次干活，心想一定要表现好点儿。就尽我的力量，快快地供坯。老乡马上告诉我要悠着点，像我这种平时不干活的，干起来就是突击式的。但要想干得长，就得悠着点儿。后来又学会了很多农活。但因为身体原因，像拔麦子、割谷子、刨茬（有的当地人把“茬”读成“zha”的四声）子、脱坯等需要花大力气的活儿都干不了。其实，就是一些能干的活，也就能顶个“大半拉子”。我最喜欢干的是“铲地”，给庄稼除草。因为我个儿高，胳膊长，锄头一伸出去老远。虽然往回拉的时候，胳膊还是没劲儿，但用上全身的劲儿还干得过，总算能赶上大伙的进度。铲地的活儿比较轻松，大家一边干还一边斗嘴。各种幽默的、黄的、俗的段子层出不穷。现在，赵本山的那些小品看起来特别亲切，在东北农村都有深厚的基础。有些人说他低俗，也不冤枉。他要是能像侯宝林对相声那样对东北的乡土文化进行一个大的改革就伟大了。后来，队里看我干活实在困难，恐怕连650斤粮食的工分都挣不够，于是，就派我“看场”。就是在场院里看着集体的粮食，预防偷盗。知青“看场”有独特的优势：在队里没亲戚，又特革命，铁面无私。而这活儿不需要花力气，又能挣整劳力的工分（10分），正适合我干。看场是在秋收以后打场的时候，主要夜晚，温度是很低的。但我的责任心很强，随时保持警惕。深夜了，就拿谷草搭个窝棚，睡在里面，两腿冻得抽筋也不在乎。户里会餐时，我也坚持在场院看场。只是抽空儿跑回去吃了点儿菜，把一杯70度的“长岭原浆”白酒，一口就干下去了，足有三四两，后来成了我的吹牛资本。有时，队里在场院边上盖个窝棚，里面有炕。还派一个老年的老乡和我一起看场，就可以不再受冻了。再后来，我还看过瓜地等，都能挣个整劳力的工分。我很感谢队里给我的这些照顾。总的说来，由于身体原因，我的劳动课肯定是不及格了。直到插队的第三年，也就是1971年才逐渐适应起来，铲地的时候胳膊也有劲儿多了。正想大展宏图的时候，林彪事件发生了。我终于知道了父母的下落在桂林。1972年春天，我就去桂林找父母了，以后就再也没回到拉拉街。父母在桂林的时候，虽然软禁在当地的干休所，但都是自己种菜做饭的。做饭的灶台腿上掉了一块。我到桂林后，有一天，父亲说你在插队的时候学了什么本事？能把灶台修好吗？我说，咳！这不是小菜一碟吗！我立刻拿起铲子到外边和泥。但到了外边傻眼了，南方的地不但是红土，还满是石子。这可麻烦了。我只能耐着性子，把大的石子捡掉，然后才和好泥，把灶台补上了。父亲还比较满意。这个考试算是被我糊弄过去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我看什么都新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课堂。队里的贫下中农，经常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当地青年，特别是老吴等人，还有我带的一箱子书，这些都是我的老师，插队3年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劳动课。还有什么课呢？政治课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可缺少的。为了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队里专门组织了一次批斗会。批判一个过去给“胡子”头儿牵过马的人。会上贫下中农义愤填膺地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了。其实也都是应景地说两句，没人认真对待这事。但关于“胡子”的知识我们倒是学了不少。东北人把土匪叫“胡子”。当年，长岭附近最厉害的“胡子”是一个姓徐的旅长，既是“胡子”也是地主，官匪绅一家。老乡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胡子”之间打仗的故事。说起阶级斗争，后来我看了“老鬼”写的《血色黄昏》，还真庆幸没去兵团。如果在兵团，像我这样的背景，非被整得够呛不可。而在我们队老乡都非常善良，没人整你。真正的政治课还是自己上的。我插队时带了一箱子书，里面很多马列著作。“毛选”就不要说了，既有全套的《列宁选集》和“马恩全集”的第一卷，也有很多单行本。当时，《列宁选集》还没怎么看过，里面讲的又都是些不熟悉的历史上的事，看不下去。我就利用看场的时候，挨着篇地念，还模仿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气。现在想起来也有些好笑。学习也不是死读书，还经常和老吴辩论。老吴知识丰富，也有头脑，有独立见解。经常和他辩论很有益处，使我头脑中的马列主义变成了活的。还有很多当时党史上和政治上的逸事也是老吴告诉我的。插队时我还带了一些农业书籍，到农村还真想大干一番。于是，我就研究起科学来。那时东北是粗放生产，广种薄收。玉米算高产了，一顷地（大约10亩）打6石（每石大约500斤）。合1亩地才300斤。谷子1亩大约200斤。（现在科学种田，亩产都上千斤了）。就想搞个小化肥。我从书里选了一种氮磷钾混合肥。磷肥和钾肥比较好办，磷肥就用牛骨头炙烤后砸碎就行，钾肥就用草木灰。氮肥从哪儿来呢？老乡告诉我，草甸子的“碱疤瘌”里有。我们那儿地下水位比较高，在草甸子里形成一块块的盐碱地，就是“碱疤瘌”。“碱疤瘌”上面最白的一层是碱，中间一层就是硝，最下面黑的一层是盐卤。我们只要把中间的硝取出来就有氮肥了。于是，我把插队时带的钱拿出来当经费。和集体户的知青一起到长岭县城西边的大草甸子上取硝土。回来后按书上的步骤研制肥料。队里可没经费支持，就是派了一个女社员（刘凤玉）帮我们干。结果后来我带的那点钱都花光了，我自己也拉肚子病倒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还不死心，回北京时又带回了几本农业书。没想到这次回长岭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和“群专”（群众专政组织，是维持治安的半官方组织）打了交道。当回长岭到太平川车站时，需要等一晚上，才能坐第二天的长途车回县城。我就坐在候车室待着，行李就是一个网兜。为了熬时间，就每小时抽一根烟玩儿。过了一会儿，“群专”的人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让我打开网兜，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估计是把我当小偷了）。结果打开一看，衣服里包的是几本农业书，有的书上还有我父亲的签名。咦？他们疑惑地问我：“你爸爸是谁？”我老老实实回答了。嗬！没想到“群专”的立刻对我特别热情，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们看你抽烟太勤了，才把你请来的。”然后又邀请我和他们一起打扑克，这一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另一次和专政人员打交道的插曲是在去找哥哥的路上。事情也是由搞科技引起的。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做一个照相机。我的技术路线就是用若干厚的硬纸壳按事先的设计刻出各种洞来，然后一层一层粘在一起，就可以做成一个针孔照相机了。我在图画本上画好每层硬纸壳要刻出的洞，准备先去哥哥的工地玩玩，然后一块回北京再做。当时，我哥哥在浑江水电站的建设工地上。我就先从长春坐火车到通化，再从通化坐长途车到工地。但在从长春到通化的火车上我的书包被人偷了，图纸也没了。到了通化后，我买好去水电站工地的长途车票，又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开车。因为长途汽车站晚上不开门，我就到火车站过夜。有一个执勤的军人可能是看我没行李，就过来查我。当时我不想暴露我去找哥哥，就说我去沈阳。没想到，他真的逼我买了张去沈阳的火车票，硬把我送上了去沈阳的火车。我只能先去沈阳，再回北京了。心想也不错。但那个火车半天也不开，里面挤得要命，我只能站在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我想，我才不受这个罪呢。这时那个军人已经走了，我就跳下火车，直奔长途汽车站。第二天到了我哥哥的工地。没想到，这时候我哥哥已经回北京，不在工地了。早知道我还不如去沈阳呢！但这时才发现我身上没钱了。还是我哥哥的同事给我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送我到火车站，我才顺利回到北京。但是因为图纸丢了，我的兴趣也转移了。照相机的事早丢到脑后了。
1988年，谭晓光在美国进修时，在工作单位门前留影。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真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但什么都做不成。直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气象就是适合我的事业。我小学三年级就参加了气象小组，到中学还同时是气象和地理两个小组的成员。在“文革”时搬出中南海以后，自己还自制了一些观测仪器，在床头搞了个小小气象站。还画了用于单站预报的“综合要素时间剖面图”，试图做天气预报。但是，在插队的时候倒没有搞气象。因为那时新鲜事太多，兴趣太广泛，什么都想试试。但也都是玩玩而已，所以也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当时在北京年轻人里流行着一首歌本叫《外国名歌200首》。我也搞到一本。在学校上音乐课时就学会了识简谱，插队时没事，我就拿着歌本从头唱到尾。我们集体户出门就可以看到大草原，非常辽阔，这种环境也使人喜欢放声高歌。我们唱歌也不讲什么技术，就是干嚎。歌本里都是外国歌，内容非常丰富，有苏联东欧的革命歌曲、各国传统民歌、美国黑人歌曲、欧洲古典音乐等。使我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很多歌到现在还会唱。革命歌曲如《列宁山》《莫斯科—北京》、世界青年联欢会的歌曲《华沙工人歌》《日日夜夜》等，还有苏联的二战歌曲。法国的《马赛曲》也应该算革命歌曲了。还有一个希腊的革命歌曲，曲调与现在的《巴比伦河》一样，但填上了革命的词。还有印第安人反抗侵略的《阿娜依》等。传统民歌当然少不了《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等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还有大量其他国家的，如《你别敲》《芦笛》《鸽子》（著名歌唱家刘淑芳的成名曲）《红河谷》《苏珊娜》《西波涅》《星星索》《梭罗河》《宝贝》等。美国黑人歌曲首推《老人河》，“文革”前，古巴著名男低音保罗·罗伯逊曾来我国表演过，引起过轰动，歌本里也收录了。还有很多美国黑人的基督教歌曲，如《马车从天上下来》等。我到美国进修时曾给一个美国人唱过，他非常惊喜我会唱这首歌，他虽然是个白人，但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欧洲古典歌曲也不少。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是不能少的，如《鳟鱼》《摇篮曲》《圣母颂》等。还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等。还有大量的歌剧选曲，如《伊凡·苏撒宁》《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咏叹调，《浮士德》里的《花之歌》，《卡门》里的《斗牛士之歌》《哈巴涅拉》舞曲等。我还特别喜欢《自由射手》里的《猎人之歌》。这些歌的歌词都翻译成了中文，翻译的水平很高。我特别佩服这些翻译歌词的人。例如《阿娜依》的歌词：“阿娜依，你听听那歌声是多么忧郁，它好像在哭泣。阿娜依，我不断地回忆起瓜拉尼英雄女王的美丽。阿娜依，印第安姑娘的歌声多么甜呐，真像那蜂蜜。阿娜依，阿娜依，你坚强的民族永远不会灭亡，像宝石花一样。你勇敢地保卫着自己不屈的部落。你被敌人俘虏，处了死刑，身躯埋葬在火里。那熊熊的烈火在燃烧，你却变成了鲜红的花朵。那慈祥的夜晚在抚慰着你。在伟大的黎明中，你盛开圣洁的西波花（然后再重复第一段）。”《外国名歌200首》这本书早就被我弄丢了，这是少数能记下歌词的歌曲之一。在“文革”期间，这个歌本丰富了当时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它的歌也伴随了我3年的插队生活，给我们这些知青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们这一代人真应该开个音乐会纪念一下这个歌本。可惜，我现在的破锣嗓子已经唱不了歌了。要修文学课，老师自然是老吴了。吴今杰在学校时就是公认的大才子，文学非常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了解得很多。我的很多文学知识都是老吴给启蒙的。例如，我曾仿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填过一首词（我发现，现在在网上这首词也是被仿得最多的），是描写当时长岭春季常刮的西南大风的。都写得什么，现在也忘了。只记得词的最后，毛泽东写的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就模仿写了个“俱风矣……”。向吴今杰请教，吴今杰一看就笑了。说“俱往矣”是感叹“这么多往事啊，但风流人物还要看今天的”。“俱风矣”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多的风啊！”和后面的话接不上了。那时我们年轻，也没电灯。晚上黑着灯睡不着觉，就缠着老吴讲故事。我们给老吴上供勤俭烟，老吴就给我们一边编，一边讲。都是武侠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渔霞传》。渔霞是太湖一个渔民的女儿，出生在渔船上。因为出生时正好是早晨，霞光一片。因此取名叫“渔霞”，从小水性就奇好。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因为父母还不起渔霸的债，就被送到渔霸家当童养媳。由于不堪渔霸家的欺侮，就逃出渔霸家。横渡太湖，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经过一番奇遇，学了一身武功，行走江湖，除暴安良。后来，遇到一个遭遇比她还奇，手持36丈长软鞭奇兵，武功与她不相上下的书生“白衣秀士”。于是，就演绎出一系列恩恩怨怨、荡气回肠、充满传奇的武侠故事。现在看来故事很老套，但在当时我们都没看过香港的武侠小说，这故事对我们很是新鲜。讲故事使老吴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文学特长。虽然是一边想，一边讲，没有底稿。但遣词造句都非常讲究。后来，我看了香港的武侠小说，觉得也不过如此。我们老吴讲的故事，无论故事情节，还是文学水平，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我去桂林后，就和老吴失去了联系。听说“文革”后，他去了澳大利亚，在当地华人圈也很有名。但不幸的是他得了“白血病”，已经去世了。十分可惜！我由于身体不好，慢慢对医学也感兴趣了。所以，我要上医学课。本来，插队的时候就带了本医学书，类似“家庭医生”之类的，主要是西医。还用这本书给刘队长的女儿看过病，把她的大脑炎看好了。但是，刘队长弟弟刘瞎子的小儿子病了，肚子疼得满地打滚。我们看了也没看好，还差点把病耽误了。后来送到县医院才给看好，据说得的是当地的一种地方病，叫“攻心翻”。后来才知道，学名叫“克山病”。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给老乡看病了。一次，在长岭县城买了一本讲草药的书，里面图文并茂，有各种草的图片，还讲了各种草的药性。我还在里面惊喜地发现，我们常吃的苣荬菜也是一味草药，可以清热解毒。后来就经常对照书里的图片，看我们周围的草都能治什么病，发现几乎所有的草都是药。从此，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又买了好多中医书。例如，李时珍的《频湖脉诀》教你识别28种脉象，现在还能背出来这28种脉：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孔、弦、革、牢、濡、弱、细、散、伏、动、促、结、代、疾。那时看了书就在自己身上试验。不过，针灸我可不喜欢，因为在自己身上扎针，太疼了。有一次，看到中医有所谓“七绝脉”，即釜沸、虾游、雀啄、屋漏、鱼翔、解索、弹石之类。就给自己号脉，想看看七绝脉什么样。结果怎么也摸不着，还挺失望。后来想想也可笑，如果真摸着了，我还能活吗？人要吃饭，就得上烹饪课。说实在的，插队时生活是很艰苦的。肉和油平常是吃不上的，正规的蔬菜也很少。所以，也谈不上什么烹饪。但是，过年就不一样了，各种食材都有了。这时就该玩烹饪了。那时，买了一本烹饪的书。每天早上躺在被窝里就琢磨今天做什么菜。要设计新鲜的做法，当然是根据书里已有的基础做法之上的。现在都还能背出书里列的基础烹饪法：炖、焖、卤、酱、烧、扒、煮、蒸、拌、炝、腌、煎、塌、贴、炸、溜、爆、炒、烹、烤、熏、盐焗、泥烤、拔丝、挂霜、蜜汁。那时都琢磨出什么新鲜菜来，现在也都忘了。估计也就是拿着书精神会餐吧。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不久，我接到大姐的来信。知道父母原来到了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觉得父母去的地方还不错。我要是去看父母，也可以沾光到桂林玩儿一趟。大姐的信中也正是要我去桂林看父母。我就立刻打点行装，坐长途车奔往太平川了。但是在车上，我发现当时长岭县负责知青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张主任也在车上。到太平川后，由于天色已晚，我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准备第二天买火车票回北京。但当晚有人通知我回去学习中央文件，我还不能回北京。第二天只好又回到了拉拉街。后来果然传达学习了批判林彪的中央文件。当时形势很紧张。由于林彪是国防部长，所以他叛逃后，全国军队实行大调动。对外声称是“拉练”。据说，那些去兵团的知青也都参加了拉练。我们插队的可没人参加拉练。但是，也有拉练的部队到我们村来。我们除了热情接待外，也趁机和拉练的小战士聊聊天。他们说外国特务很厉害，不管他们走到哪儿，都有打信号弹的。他们到拉拉街时，在五小队那边的坨子上就打了信号弹。他们马上去查看，什么人也没发现，只有发射信号弹的装置在那儿，可能是自动发射。第二年春天，我大姐来了。把我带回了北京，后来又到了桂林。见到了父母。走的时候我还打算再回来的，行李都没带走。但到了桂林后，父母就不让我回来了。从此，我就离开了拉拉街，直到40年以后才又回去看了一眼。现在想起来，我庆幸到长岭来插队。一是东北比较富裕。当时，虽然长岭是吉林最穷的一个县，但我们队整劳力干1天可以挣一块多钱。据说，山西只挣几分钱，陕北则还可能欠队里的钱。二是东北老乡对知青特别好。我时刻感受着长岭老乡对我的温情和关照。和兵团比起来，开始我们很羡慕他们。因为兵团有人管，挣固定工资，吃得也好多了。但到后来回城时就不一样了。我们插队身份是农民，回城比较自由。而兵团就属于单位调动了，手续麻烦。据说云南兵团的知青，最后以死抗争才得以回城。总之，在长岭插队的岁月，除了生活艰苦一些外，给我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一点儿“蹉跎”的感觉都没有。大概是因为年轻，也不考虑前途什么的，就是玩儿过来的。插队的3年正是我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经历对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它使我了解了农村基层群众，思考问题也比原来深刻了。插队生活也使我更加能够吃苦，锻炼了克服困难和与环境斗争的勇气和能力，更增强了我的自学能力，为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如果没有长岭这3年的插队经历，我可能就是城市里一个脱离农村群众的温室花朵和毛主席的好孩子，很难取得后来的工作成绩。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插队的选择。
制 作丨秦孝晨
编 辑丨程 烁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