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凝视母亲包在红布袋里的一捧黄土和我亲手包在蓝布袋里的一捧黑土时，40年前在吉林长岭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就一幕幕、一件件浮现眼前。几十年来，任凭岁月流逝，往事却依然刻骨铭心，在我心中，既有酸甜苦辣的感慨，又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1972年7月，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离开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东沙镇，奔赴千里之外的吉林省长岭县北正镇公社北正镇大队九队关山屯插队落户，踏上了漫漫知青路。7月13日夜，全家无人入睡，陪着我度过了不眠之夜。14日清晨，亲朋好友为我送行。吃过早饭，哥哥送我到镇政府知青集中点。轮船码头离我家有近20公里路程，开往轮船码头的汽车在镇革委会大院等候。当时，各家各户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知青家属及亲朋好友不约而同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赶往轮船码头。工作人员把知青集中一起点好名，每人胸前戴上“上山下乡光荣”徽带，送我们上车，车子在两旁群众夹道欢送下开往轮船码头。码头人头攒动，一拨人敲锣打鼓制造热烈气氛，不远处停着一辆救护车。一下车，我在亲人们的簇拥下，缓缓地向码头走去，母亲挨着我，不时地擦眼泪。不多时，工作人员通知我上船，母亲突然全身颤抖，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恐惧的目光望向我，显得那样无奈，那样无助。霎时，整个码头出奇地静，静得几乎让人窒息。在众人劝说下，我慢慢地从母亲手中抽出手，一步三回头登上轮船。等我们全部上船，汽笛鸣响，解缆起锚，码头上突然响起呼天喊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大家疯狂地拥向码头。此刻，浪花和手臂同挥，笛声与泣声共鸣，随着轮船渐渐远去，故乡、亲人、喊声、哭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船上颠簸5个小时，到宁波码头上岸，又转车到宁波火车站，乘北去列车，于7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到了北正镇大队九队，开始了我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知青插队落户生涯。我们被安置在5间泥坯房里，中间是厨房，厨房两边是两口大锅，用来贴苞米面大饼子；男女宿舍在两侧，土炕为床，纸糊窗户。当地贫下中农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拿来了脸盆、被子、红茶等。他们的热情让我们心中有了一丝欣慰。当晚，我们难以入睡，思家之情涌上心头。有的叹息，有的抽泣，更多是考虑今后人生之路该怎样走。根据当时的政策，知识青年在农村要战天斗地一辈子，再说我们的粮户关系已迁到吉林，在粮户关系管理极其严格的时代，回归故乡成了一种奢望。冷静下来后，我们认为既然命运如此捉弄人，天命难违，只得任之。过了两三天，我们的包裹陆续送到，打开包裹，最显眼的是母亲亲手用红布缝制的布袋，里面装的是从家乡带来的一捧黄土。母亲把红布袋交给我手中时，再三叮咛，今后不论到哪里，都不要忘记带上红布袋。此去千里之外异地他乡，如感到身体不适，很可能水土不服，可拿一小撮家乡土泡水喝下去，能见效。带着家乡的泥土，权当家乡在身边。看见了家乡土，不可忘记家乡还有父母亲、兄弟姐妹。今后无论在工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都要经常写信告诉家人，切勿独自扛着。亲人永远是你最可靠的后盾，家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清点完包裹内的物品，我们已经泪流满面，相互拥抱一起，哭个痛快。初到农村，来到一个陌生世界，分不清什么是苗，什么是草，辨不出哪个是马，哪个是驴，一切要从头学起。社员们对我们给予宽容和理解，手把手地教我们，起初教我们干一些菜园子里最轻松的除草、浇水等农活儿。初到之时，正值夏天，干完活男生们习惯到井边洗澡，洗衣服，凉爽的井水使他们洗得更欢。老乡们急忙制止他们，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离开父母，远离家乡，从城市来到偏僻乡村，不容易啊！刚打上来的井水刺骨冰冷，不能马上洗澡，要放上一段时间后才能洗，否则要落下病根，损坏身体。你们到这里，我们要对你们负责，否则，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啊！”老乡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暖洋洋，感到这里就是故乡。农村田垄一眼望不到边。队里派郑二喜带领我们铲地，他农活熟练，飞快地向前，铲得黄土冒了烟。我们咬着牙紧跟在他后面，不甘落后。铲到一垄地尽头，已是大汗淋淋。本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他又返回铲第二垄。虽然我们感到很累，还是紧跟慢追地没有落下。收工回来，二喜十分高兴，一边赞扬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一边掰着手指计算今天超额完成了多少任务，我们挣多少工分。回到队里，二喜急忙找到郭奎元队长，汇报今天劳动的战果。没等二喜说完，队长霎时变了脸色，恶狠狠地盯着二喜，扔下一句“他们都是城里的娃”，扭头就走。二喜顿时领悟了队长本意，一声不响低下头。我们纷纷劝说二喜，他慢慢地抬起头，望着我们说了句“对不起！”便走回自己的家了。开春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播种时节，大约凌晨3时，队长就来叫我们“哇起——哇起——”（起床），我们还在美梦时就被叫醒，无奈地急忙起床。播种就像流水作业，一个人在前面挖坑，后一个人往坑里浇水，我们拎着一个装着十多斤种子的篮子，把种子点进坑内，然后用脚把土埋上，直到天黑才能收工回家。一天下来浑身疼痛难忍，连炕边也坐不下。春播任务十分紧迫，为不误农时，第二天照样上工干活，直到春播任务完成。北正镇大队九队贫穷落后，基础较弱，全队没有一台加工粮食的机器，全小队口粮全靠一台石头碾子，赶着牲口碾磨。我们从没接触过任何牲口，碾粮食成了最大难题。队长早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把全队最老实的毛驴送过来。虽然有了毛驴，可是，我们既不会使唤，也不会吆喝，如何驾驭毛驴又成了新问题。队长请老贫农户长，一一从头教起，并拉上毛驴亲自碾粮食，等我们完全掌握了驾驭能力，才放手让我们自己操作。一段时间下来，毛驴似乎成了我们成员之一，叫它“知青毛驴”。我们对它关怀备至，经常拿些精饲料给它吃。毛驴很通人性，它见到我们十分欢快。队里碾坊担负着全队的口粮碾磨，碾磨苞米要排队等候。每当我们去碾坊，社员们总是主动让我们先碾。大妈、大婶过来帮我们碾磨，我们感到不好意思，坚持要依序排队。大妈、大婶把我们的苞米拿来碾磨，对我们说：“你们是知青，是我们的客人，哪有叫客人等候的道理。”一句简朴的语言，却包含了淳朴深厚的关怀。插队落户之初，队里专门派一位大叔给我们做饭。三个月生活习俗的改变，我们习惯了北方的生活。北方冬季来得早，时间漫长，新鲜蔬菜极少。每当春季菜园子里蔬菜成熟，小队就会敲钟通知，每家每户都会拎着篮子，按每户人口平均分配。新鲜蔬菜大家都珍惜着吃，一般都生吃，极少炒着吃。我们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吃法，尽量使蔬菜保留时间延长。九队地处偏僻，没有供销网点，要想购买针线、火柴、酱油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跑到8里之外的供销网点，极不方便。知青集体户和队长家只有一墙之隔，队长家墙下面搭一个鸡窝，给我们翻墙出入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条件。第一年冬季，正当我们女生为无菜下饭发愁时，只见男生们聚在一起悄悄商量，不一会儿拿来了大酱、咸菜。我们心里明白，肯定是从队长家拿的。第二天我见到队长，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被队长批评。谁知队长笑着说：“没菜尽管到我家去拿，我多做一些不就完了，足够使你们度过冬季。”自此，我们把队长家当成了自己家，没菜就往队长家里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队长家的大酱为知青解决了冬季无菜的困难，我们把队长家的大酱冠以“知青大酱”的称号。第二年，我被推荐到长岭县“五七”干校，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半耕半读。头一个半月为理论学习，后一个半月为临床实习。一次，有个妇女要动手术，当我看到手术刀划开皮肤，鲜血流出来，惊吓地跑了出来。等我稳定情绪，再进病房，只见医生护士正在为病妇包扎伤口，嘘寒问暖地告诉注意事项，安慰她不必担心，希望她早日康复。我被医生、护士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实习结束，临近春节。知青点的知青早已回家过年。队长见我独自一人，天寒地冻，邀请我到他家小住几日后回家过年。
1975年11月，北正镇公社出席长岭县第五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成员合影。1976年7月，我被招工到原吉林省通辽市扎鲁特旗霍林河矿区（当时属吉林省，现在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离别时，队里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送我上车，郭队长再三叮咛，要我到了矿区自己注意身体，好好工作，找机会争取调回自己的家乡。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土建处三营“三八”女子排，先进行军训锻炼，每天列队出操。矿区宿舍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每个帐篷可住二三十人。霍林河煤矿是个新开发的露天矿区，一望无际的平野一片荒芜，只有几顶帐篷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为解决冬季住房问题，土建处发出了“奋战100天，建好地窖子”的号召。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冬季来临前，建好了全部地窖子。矿区食堂平时都吃粗粮，有次食堂师傅给工人改善伙食，到开饭时大家拥挤争买，人多食堂小，把围墙挤塌了一大段。我们女工人身单力薄，只能待在一旁看着。等食堂饭菜告罄，大家慢慢散去，我们没有买到饭菜只得饿着肚子，下午继续干活。春节临近，浙江省政府为吉林省政府安排了一批海鲜产品，分配给矿区的是舟山海鲜，需到宁波提货发运。矿区领导经过研究，把我和二营陈小飞，借调到矿区商业局，负责调运海鲜。接到任务，我们第二天就急切上路。到了宁波市水产局计划处，一下子傻了眼，满屋都是人，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垂头丧气，原来是断货了。大家嘴里说着还要等，不然那怎么办？轮到我们，已是中午下班时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40岁开外的女同志，她对我们说：“最近没有货，过几天再来看看。”我连忙对她说：“阿姨，我们是吉林插队落户的舟山知青，这次领导派我们来，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在感情上、语言上交流沟通比较方便。您是家乡人，为自己子女办事会特殊照顾，会大力支持。”听完我的话，她示意我们坐下，倒了开水，叫我们慢慢讲。她还不时地询问我们在吉林的生活起居，工作学习情况，并让我们下午再去，不用排队可以直接找她。下午，我们早早在她办公室门口等候。她见到我们，马上请进办公室，自己跑出去帮我们落实计划。大约过去2个小时，她兴冲冲地进来对我们说：“海鲜计划已经落实，马上可以发货，但是你们还要落实火车车皮计划。”考虑到我们人生地不熟，她主动提出给我们落实车皮计划。我们不安地问能行吗？她说怎么不行，你们有浙江知青这张名片，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哪个父母不愿为自己孩子办事。她叫我们第二天下午到她办公室听回话。第二天下午，落实了车皮计划，办理了一些相关手续，叫我们通知吉林单位等候提货。我们紧紧地握住阿姨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帮我们一个大忙，只见阿姨眼含泪花，叹了口气说：“不用谢，应该的，你们不容易啊！我女儿也是知青，你们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为浙江知青争一口气！”我们本想趁提货机会回家一趟，但想到公务在身，工作为重，第二天就返回吉林。春节时期，舟山海鲜成了矿区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大家赞不绝口，我们为自己是舟山人感到自豪。随着党中央各项政策逐步落实，终于迎来知识青年大返城政策出台。根据当时的政策，我已招工，不属于返城范围，这无疑又给期盼女儿回家的父母一次沉重的打击。经过多方咨询了解，我得知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职。母亲毅然向单位递交提前退休申请书，明确提出由我顶职的请求，几经周折，调令终于到了矿区。1979年7月，接到调令，我心中泛起了一丝丝涟漪，我思念着生活过、战斗过、奉献了青春的九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想着九队的大妈、大爷对我的关心帮助，老队长处处对我的爱护帮助，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九队，就是我心中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我缝制了一只蓝色小布袋，装上第二故乡的一捧黑土，带上返城。2012年7月14日，我们怀着思念之情，组成岱山知青吉林回访团特地到我们的第二故乡看望。长岭县五大班子领导和北正镇党委书记林大勇、大队赵书记，以贵宾待遇接待了我们。到关山屯，故地重返，我们心情格外激动。大家打开记忆闸门，回味着当年的情景，看到熟悉的房子，熟悉的乡亲们，倍感亲切。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我们作为当时亲历者，却有着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感触。农历乙未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考察调研。第一站，总书记到的就是他下乡插队的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习近平深情地对老乡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习总书记说的是我们知青的心里话。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是到了吉林省长岭县北正镇，在那里，我度过了4年苦涩而美好的知青生活。的确，我们人离开了，但我们把一颗牵挂的心留在了那里。[岑佩尔，浙江知青，1972年7月下乡到长岭县北正镇公社北正镇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