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顿时，上山下乡的口号响彻云霄，传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回荡。我也不例外，到农村去，激荡着我的心扉，冲击着我的心灵。1972年7月14日，这是一个平常而又使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里命运把我推向一个崭新的天地——农村这块神秘的土地。7年的知青生活，就从这一天开始。整整7年，人生最好的时光就在那里度过。回想起来有苦有泪也有笑。那天早上，岱山县205名知青每人胸前挂着“光荣证”，在敲锣打鼓的欢呼声中，也夹杂着亲人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踏上了接送我们知青的客轮。我怀着父母亲的千叮万嘱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养我育我的美丽海岛。坐船到宁波后住了一夜，第二天坐三天三夜火车又转坐汽车，到夜里10点30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吉林省长岭县永胜公社五井子大队五井子集体户。1972年7月，浙江省舟山地区知青到长岭县插队时每人胸前佩戴一枚光荣证。刚到的那夜，我们的包裹还未到，什么也没有，只有泥屋土炕和随身携带的简单洗漱用品。此情此景，我们9个女生中的7人坐在炕上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热心的社员把最好的被子送到我们炕上。我和韩亚娟俩人打洗脸水递上毛巾给她们擦眼泪（韩亚娟没哭，可能是她年龄大些比较成熟，而我没哭是因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养成比较坚强的性格），直到同学们哭累想睡了，在打开社员家送来的被子要盖上时，突然发现虱子从被子里一只只爬了出来，吓得我们把被子全扔到地上，一夜没盖被都相拥在一起，昏沉沉到天亮。第二天才看清，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泥土垒成的，房顶是用高粱秆盖上后再用泥巴拌和覆盖，只有中间一扇门是用木板做的。屋内除了男女生各一张三斗桌、几条长木凳、一盏煤油灯外，什么也没有。左边两通间是我们9位女生住的；右边两通间是9位男生住的，中间一小间两边是灶台，一台灶做饭，一台灶炒菜。这大灶大锅就像电影里所见的一模一样。我们18男女生到外边“参观”一下，发现地面全是黑土地，根本没有看到一块石头一粒石子。厕所是用三面半土墙垒成的（另半面没墙留着人进出的），没顶没门，一抬头能看到蓝天白云，地上挖个坑就是厕所。当时，我出于好奇和一种新鲜感说：“这蛮有趣，跟地道战似的，挺好玩。”旁边男生刘仁成听后则说：“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北方的农村男女老少一年四季从不洗澡，但脸每天早晨洗而且洗得很干净。洗脸的方式也很特别，先用肥皂涂在手上，双手在脸上和脖子上来回抹擦，然后再用双手捧起脸盆里的水擦洗脸和脖子，洗完后再用干毛巾一擦就结束了。之所以他们用的毛巾永远是干的，也是黑乎乎的是因为从来不用清水洗。有一天夜晚，在公社开完会后已很晚了，回集体户要走一段很远的路。一个和我要好的老乡妹热情地拉我去她家住宿，因盛情难却就一起到她家。一进门她全家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没想到睡觉时全家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炕上的顺序是炕头是她的爸妈，然后是二姐、二姐夫、弟弟、妹妹，老乡妹睡在我旁边，我睡在炕尾。对面炕睡着她的大哥和大嫂，中间用一块布帘子遮挡。我当时傻眼了，既不好意思说，又不能拔腿就走，就只好硬着头皮连衣裤也没脱，惴惴不安地睡了一夜。我们吃的主粮是玉米，副粮有高粱、小米、荞麦。面粉是最好的了，但一年没几斤，平时舍不得吃，留着过年过节或是客人来了包饺子吃。蔬菜有土豆、白菜、酸菜等以及自做的沙缸酱（大酱）。自养的鸡、猪要到过年时才能杀吃。因贫穷有些老乡家粮食不够吃还挖野菜充饥，也有些老乡家因姐妹兄弟多，一条裤子大家轮流穿。第一年我们没有经验，平时不知节俭着吃，到年底时口粮没有了，我们集体户的户长周忠龙向当地老乡郝志荣家借了250斤玉米，每人各出1元钱去买盐（北方的盐灰暗色的粒头很大不好吃），我们就用盐烧上一大锅水，里面什么也没有就用盐汤当菜。后来老户长（管我们知青的本地老乡）知道后，叫上我挑着2只铁桶，陪着我像乞丐一样向本来就不富裕的老乡家每户讨一勺沙缸酱（大酱）放进铁桶里，回集体户当菜吃。快过年了，我们18位知青有15位要回家探亲，我和韩亚娟、周忠龙留下来看户。周忠龙是我们的好户长也是个好大哥，在生活上对我们很照顾，想得也很周到，在同学探亲回家的前二天就把我们共同饲养的大肥猪杀了，吃了二餐说是欢送宴，剩下的我们3人过年吃，已有很长日子没有尝过肉味了，闻到的肉味那可真香呀！我们节约着吃，但没过多少天猪肉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我还想再去割点吃，但周忠龙说别去割了，留着给那些探亲归来的兄弟姐妹们吃吧，他们在家时吃惯了大鱼大肉，一到北方肯定咽不下粗粮咸菜。我们看户期间，周忠龙每天早晨给我俩生炉子取暖，打井水做饭等，照顾我俩。过年虽然我们没有回家与亲人团聚，但在这远离亲人的异乡，户里有这样一位大哥哥的悉心照顾，在心里也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过年期间，当地的老乡也很好客，我们有时也到平时走得比较近的老乡家做客。有一次生产队张队长请我去他家吃饭，他家烧了一大锅猪肉炖酸菜、血肠，可好吃了，他们夫妻俩要我先吃，孩子们后吃。我们不肯，还是叫上他们一起吃的。当年通讯落后（电话只有3里地外的大队才有），与亲戚朋友传递信息只能用写信这个方式，信写好后要到十多里地外的公社邮局去寄，来来回回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白天劳动没时间只能在晚上写信，又没有电灯只有共用的一盏煤油灯，大家有的趴在炕上写，有的在三斗桌上写，写完就睡，可第二天起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是黑黝黝的，都像是黑包公。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一定是煤油灯熏的。北方的饭我不会做，轮到我做玉米饼（大饼子）时，先在大锅底上放少量水，再在盆里把玉米粉用水拌成糊，用手捞起一大把糊贴在大锅边上，开始时贴在锅边就滑到水里老是粘不住锅边，次数多了也就熟能生巧了，粘住锅边但不知烧多长时间才能熟。凭感觉认为火烧旺点能熟快点，等到吃饭时打开才知道全烧焦了，弄得大伙只能吃些表面的大饼子。第二次是做高粱米饭，认为和家乡做大米饭一样，先用大火烧开后再用小火烧，自认为这次一定不会出错，再不会让大伙笑话我了。等到大伙收工回来一打开锅盖，不知是谁夸我一句：“不错，熟了！”盛饭时发现上层是熟了，中间是生的，底下却是焦的，大伙又都笑话我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怪自己这么笨饭也烧不好。从此以后，大伙再也不让我烧饭了。后来叫夏萍儿一人专职做饭菜，她比谁都烧得好。北方的锄头有点像半边荷花叶，又像一种叫“天蛇”的头，杆儿很长，我很小心地一伸一拉地锄草，但不管我怎么小心有时也会把已长膝盖高的玉米苗铲断，别说社员心疼，我自己也心疼。因补苗季节已过，我怕社员责怪我，在没人注意时把断了的玉米用土围起来使玉米直立看不出已断，可风一吹伪装的还是露出了原形，在我束手无策时，碰巧张队长走到我身边，他一句责怪话也没说，还手把手地教我怎样锄才不会割断玉米苗。事后，我非常感谢他，有这么好的老乡当我们领导，也是我们这些知青的福气。我分不清小麦的苗和杂草，社员教我们识别小麦与草的区别，麦子的根是圆的，而草根是扁的，很简单一看就明，一学就会，我开始拔得很快，自以为悟性很好，可队长一检查，说我拔得不干净，得重新拔，因为有的草根部也有圆的，但叶与苗不一样要进行综合识别。挑大粪很臭，这活没人愿意干。为了给当地老乡留下好印象，我拉上夏萍儿自愿接受这个任务。我们各自挑上两只铁桶到各社员家的厕所里去掏大粪，当时正逢夏天气温较高，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们脸上脱皮。粪坑里的苍蝇像直升机一样飞来飞去，粗大的虫子在粪坑里翻腾着。说实话看到后恶心真想吐，但头脑里一句话时刻在提醒我，“好好干，听贫下中农话”。心里有着信念什么也不顾了，就这样我俩把掏出的粪便挑到生产队粪池里发酵，等几个月后再用马车拉到地里施肥。一天，我和老乡一组去送粪，快进粪场大门时，突然马车一颠，我坐在车尾来不及抬腿就把右小腿压在车耳板子下了，我一声尖叫，疼得流出了泪，人也站不起来。老乡吓坏了，急忙把我送到户里，伤腿肿了起来。到了晚上，肌肉形成拳头大的硬块，一碰疼得要命。老乡齐大娘来看我，一摸我腿惊讶地说，这不行，一定要把硬块软化。她从别处拿来了红花和白酒倒在手心给我擦伤腿，我尖声大叫像受刑一样，忍不住说：“不擦了，不擦了。”但齐大娘用她的双臂抱了抱我，用慈祥的眼光对我说：“闺女，疼痛是一时的，不这样治你的腿会废掉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也不知擦了多长时间把齐大娘累得满头大汗，这样擦了好几次直到把硬块软化。为此，我休息了很长日子才能走路，没落下什么后遗症。现在齐大娘虽过世了，但我还是要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祝她在天堂里天天快乐！东北的农村各种建筑围墙都是用泥土垒成的，垒墙时先用绳子把各一边的两根长木头扎紧，中间放满土踩实，然后，把各自一边的4根木头一上一下轮替升高，直到垒至墙规定高度。为了与老乡打成一片，这样的活我抢着干。有一次一位戴帽“右派”社员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闺女，你年纪还小不能猛干，等你到老年时要得病的。”我听后以为他有目的性，在扯我后腿不让我上进。现在想起觉得很惭愧，把人家好心当成驴肝肺，真是对不起他，在此深表歉意。“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这句话是“文革”时最常用的口号，我们公社也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热潮。规定各家各户，门前屋后自留地都不能超过3丈，否则自留地围墙一律推倒。这可是得罪人的活，但公社王书记偏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要我负责组成由老户长和二位本地社员参加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检查小组，带领他们到各家各户去检查。当时我年轻，思想单纯也很要求进步，认为领导就是代表党，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我干啥就干啥。我们挨家挨户地检查，凡是超过3丈的家门前后左右自留地一律推倒围墙绝不留情。有一家只超出10公分，老户长悄悄地走近我轻声地说，这户人家劳动力少，只超出10公分，我看算了吧。我回答说：“不行，开了这个头下户有类似的情况工作就难做了。”我没给老户长面子，当时，我们挨家挨户地检查，后面成群结队的社员跟着，他们紧盯着是在看我们办事是否公平合理。当走到公社王书记家时，后面跟着的老乡更多了。当时，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为难感觉，还认为是你王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我更要认真检查不管是哪位干部，这是党对我的考验，我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他家自留地超出7公分，我同样说了一声：“推倒！”把王书记家的自留地围墙推倒了，老乡看了心服口服，再没有一个人说不字了，也没有人再跟着我们了，我们也光荣地完成了这次艰巨任务。现在老户长虽已与世长辞，老户长人很好也很慈祥，他老人家个子高高，人有点瘦，但很精神，红光满面，很爱清洁，从不发脾气，对我们有种父爱的感觉。下乡这些年，他一直在关照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知青，我们感谢他，感谢他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刘善琪，是我们户的一位大哥，他的婚姻要从扭大秧歌开始。逢年过节东北最热闹最喜庆的节目要算扭大秧歌了。扭秧歌当然少不了我们这些知青。我们知青领头，后面是老乡，男女各一排，每个人一手拿扇子，一手拿小方巾，手脚并用变化，腰部扭来扭去，配上唢呐锣鼓，真是：“喇叭嘎嘎吹，锣鼓重重敲。”煞是好看更好听。在这支秧歌队里有一位本地姑娘与我们善琪大哥关系不一般，他们是什么时候恋爱上的我们全都不知。那时大哥的女友时常从家里用碗盛着沙缸酱（大酱）拌鸡蛋（当时已算美食了）给大哥吃，这可把我们馋坏了。他们宣布要结婚了，户里的兄弟姐妹们都准备送些礼物，我也不例外，思来想去还是送对枕头为妥。为了买对枕头特意坐队里的马车去几十里外的保康镇，买了一对很漂亮的绣花枕头送给大哥。他的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户里一张三斗桌上放了几盘糖果和瓜子。桌子边上还放着公社送来的一套用红丝带扎着的毛主席著作，旁边还有两把新铁锹和新锄头，也是用红带扎了个蝴蝶结。婚礼上公社与大队领导讲了话，大意是要新婚夫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一辈子。婚礼结束后，我们全体知青陪同新郎、新娘到女方家做客。大家坐在炕上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聊天侃大山，此情此景好不热闹，大家都很开心。光阴流逝，时过境迁。当年的知青现在也都步入老年，有的当爷爷奶奶了，有的当外公外婆了。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满头银发。人一到老年都喜欢怀旧，回想起当年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回想起当年与长岭乡亲融洽的感情，回想起当年那离别时刻的泪眼……不禁要说一句：“长岭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二故乡。”[张美娟，浙江知青，1972年7月下乡到长岭县永胜公社五井子大队。]
制 作丨秦孝晨
编 辑丨程 烁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