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长春三中也不例外，从初一到高三的男女同学纷纷组成集体户，奔向学校踩好的下乡点儿——榆树县、长岭县。到11月份，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外，其他同学都已经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属于那“顽固分子”之列的。然而，由于剩下的很少，工作也便于集中做，我就成为学校和街道共同动员的对象。在轮番“轰炸”下，我“投降”了，同意下乡。由于我下得晚，只能插户。因此，我向学校提出了条件：第一，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二，我要下到离火车站近的地方。学校很高兴，满足了我的条件，安排我到长岭县新丰公社新丰大队，这里位于长岭县西北，属于贫困地区，同时离太平川车站8里地，十分符合我的要求。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第一，出于强身健体的需要。我属于典型的“豆芽菜”身体，深知越是艰苦的地方劳动强度越大，劳动强度越大越能锻炼身体，我渴望成为一个两手老茧、浑身肌肉的男子汉。第二，出于方便回家的需要。我从小就晕车，坐火车还勉强，虽然我下乡了，长春毕竟有父母兄妹，需要常回家看看。可见我当时下乡的所思所想与进步是不搭边儿的。尽管如此，我的人生转折从此开始。1968年12月18日，我背着行李，拎着旅行袋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准确地讲，应是南去四平，然后中转北去太平川，如此说法不过是因为太平川在吉林省西部），奔向我那未知的第二故乡——长岭县新丰公社新丰大队。临走之前，学校赠给我一个硬皮日记本，封二印有：“赠给上山下乡同学长春三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的朱红印章；开了一封介绍信，上写：“长岭县新丰公社新丰大队：兹介绍杨庆辉到你队集体户落户……”还有一张长春——太平川的火车票。我走的时候，没有喧嚣的锣鼓，就像普通乘客一样，拥挤在人流中。下午，我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太平川站。走出车站，映入我眼帘的是开阔的砂石路面广场，广场东是一条正对着车站票房的东西向柏油马路，路两边挖两条倒梯形排水明沟。马路两旁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或是黄砖水泥弧顶的平房，或是干打垒墙泥顶的平房，偶尔有几栋小二楼和起脊的砖瓦房，伴着凛冽的寒风，感觉甚是凄凉。我把行李和旅行袋放到广场的地上，等着接我的人来。良久，一辆四驾马车从东边的路口冲向广场直奔我来。在离我二十余米远的地方从车上跳下一个人直奔我跑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学校高三一班的刘中孚，我插的正是他们户。他乡遇故知，感觉格外亲，我迎上去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刘中孚把我拽到大车跟前一一介绍车上的人，看来除了亲自赶车来的大老板子和刘中孚是接我的人外，其余一车人都是蹭车逛街的。中孚把我让到辕马右边的座位上，据说这个位置就像卡车的驾驶室一样，一般只供领导和客人坐。走到镇中的广场后，马车就下到土道直奔新丰公社跑去。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马车，看着奔跑中的马浑身冒着热气，感觉实在有点委屈它们了。过了三道沙岗，奔跑了大约半个小时，马车到达了新丰公社。这是一个公社（也是大队）所在地的屯子，共有4个生产队，二百来户人家，一千多口人，算是一个大屯子了。一进村口，眼前是一条白花花的、宽阔平坦的乡村大道（就是盐碱地），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晶莹的光。村口道的左侧是公社大院儿，干打垒的院墙外，有一些弯弯曲曲的老榆树，院门是用粗钢筋焊的栅栏门，锈迹斑斑地开向院内。两边的门垛子各挂一个牌子，一个写着“长岭县新丰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个写着“长岭县新丰公社人民武装部”。空荡荡的大院深处，有一趟长长的干打垒的弧顶房子，那就是公社的办公室。可能是想到将来要在这里长期居住了，我对这个当地的最大衙门有种肃然的感觉。这条街很长，足有2里多地。马车行驶到街心左侧一口水井旁，拐进了一个没门的院落，大老板子一声响鞭，马车咯噔停到了院中央。这时也不知从哪儿钻出那么些人，连车上的人加到一起，快把院子站满了。大家都来看我这个集体户新来的户员。“瞅哈瞅，大家赶紧帮着搬东西。”中孚跳下车，一边嚷嚷一边拎起旅行袋拨开众人往东厢房走，几个小伙子也拎着我的行李进了东厢房。我刚要进去，中孚出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先上上屋（这里的人把朝南的正房叫上屋，把东西厢房叫下屋）去，队里的头头都在等着和你见面呐。”我随着中孚进了上屋。这是一个3间的大房，中间是厨房，门两旁各有一个锅台，安放着两口20印的大锅。东边的锅里正在焊东西，味道酸臭，还略带点儿甜味儿，后来才知道是猪食。厨房的北墙根儿堆放着一垛柴草，一个黑胡子老头正在往灶坑里塞柴火。东屋是生产队的仓库，西屋是生产队的队部。中孚把我领到了西屋。西屋的炕上坐着4个人，围在一个炭火盆旁。中孚拉着我介绍说：“各位领导，这是我们户新来的户员，叫杨庆辉。”接着向我一一介绍炕上的4个人：“这个是咱们生产队的队长周成，这个是民兵排长刘振才，这个是会计卞久贵……”“对，这位是大老板子卞绍和。”中孚介绍说：“这4位领导就是咱们生产队的班子成员，周成是班长。”剩下的那位是老贫农，名字我忘了，因为他年岁大了，此后就没怎么露面。我从周成开始，一一和他们握握手，握到卞久贵手时，他使劲儿攥了攥我的手，冲我诡秘地笑了笑，露出了满口漆黑的牙齿。握完手，我双手一抱，说：“以后我就在这儿落脚谋生了，请各位领导多多帮助，多多包涵。”“没问题。”卞绍和抢先开了口：“以后就不要叫领导了，怪别扭的，叫大哥就行了。”然后诡秘地指了指会计卞久贵说：“可别管他叫大哥，那是我本家侄儿。”周成皱了皱眉头说：“大家别开玩笑了，城里的人都文明，别什么磕碜话都说。庆辉刚来，得休息一会儿。告诉郭大干宰两只羊，晚上给庆辉接风，散会！”周成干练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农民。同时，他那不苟言笑的样子也让我有点肃然起敬。晚上，周成等5位队领导来到我们户参加欢迎我的宴会，只可惜，我从小就挑食，闻到羊肉的膻味儿都恶心，别说吃了。我借口晕车吃了点儿其他菜了之，可是我们户的其他同学则“大开吃戒”，再加上几位队领导，不到半个小时，两只羊只剩下一堆白骨。这种风卷残云的吃法我还头一次见过。吃过晚饭，户长刘中孚把我安排在西屋的炕头上，一切就绪后，就带我到队长周成家和民兵排长刘振才家拜访，他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我眼里，队长周成不像农民，很有领导风度。民兵排长刘振才则是一个矮壮的汉子，上唇留着一溜修剪过的小胡，透着一点淳朴的霸气。两个人说话都比较和蔼，因此，从那天开始，似乎就注定了他们会成为我的好朋友，这可能也是我对农村如此留恋的初始基础吧。1974年1月，杨庆辉（前排左1）邀请长岭县新丰公社新丰二队队长周成（前排中）到吉林油田做客。薛占平（前排右1）与杨庆辉是同户知青。由于我下乡的目的比较明确，尽管户长让我休息几天，我还是在到户的第二天早晨就随着生产队的钟声干活去了。冬天的活比较杂，我抢着挑了一个最重的活——刨粪。组长姓盛，领着我到仓库领了一把大镐，这种镐的镐头不像城里工厂一头尖一头扁那种，而是镐把挺粗，镐头扁宽的那种，样子像“L形”。这种镝要比城里工厂那种镐重，而且，镐把粗得攥不过来。扛着镐我和盛组长，还有几个大小伙子来到了露天牛圈刨起粪来。刚接触这种活，也使不好那种劲儿，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儿，而且还震得两个胳膊发麻，不一会儿就攥不住镐把了。同伴儿们笑过之余，也友善地教我怎样使巧劲儿，使我慢慢掌握了方法。几天下来，粪会刨了，可是两手已经磨满了大泡。一晃元旦过去了，时间叩开了1969年的大门。按照农村的规矩，这时该是分配的时候了，我和集体户的同学首次参加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讨论工分的确定和分配等问题。我虽然在1968年仅参加了十几天劳动，但是我们户其余9名同学都比我早去1个多月，因此，我们也算是利益攸关者。会上，由于郭大干的儿子郭大驴（这是他的外号，由于没人叫他名字，所以记不住了）压制集体户的工分，争吵得很激烈，我和我们户的薛占平差点没跟他打交手。原因是他提议给集体户男生按半拉子算，女生则更少。我之所以据理力争，是因为我通过刨粪，体味到农活只要肯干善琢磨，不会比农民差的。也正是因为我十几天劳动得到了共同干活的农民的赞赏和领导的肯定，所以，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不论男女，集体户和生产队的整劳力同工同酬。也可能是这次我的举动为集体户争得了权利，户里的同学对我比较认同，在社员大会后的集体户会议上，选我担任集体户的会计，同时也对着毛主席像表决心，一定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贡献自己的青春。长话短说，1969年，我从春天扶犁点种开始，到秋收打场，真应了那句唱词“专拣重担挑在肩”。我的举动无非是为了锻炼好身体，但客观上让我学会了各种农活，也带来当地农民的一片赞扬声。不光是社员们通过我对集体户这帮豆芽菜刮目相看，就连我回长春去集体户同学家，同学的家长都误认我这个晒得黝黑、穿得补丁摞补丁衣裳的人是生产队来的农民。在这一年的劳动中，我的思想得以升华，由以强身健体为目的逐渐转为对农村、农民、农活的热爱。这种热爱与生产队的社员产生了水乳交融的效果，使我与上至队长、下至普通农民感情越贴越近，交了不少朋友，有的还相当知心。当然，也有些农村姑娘或者那些农村大嫂、大婶们看上了我。因为那时候我刚介乎于成年和未成年之间，加上从小生长在城市，除了偶尔有一些生理本能冲动以外，基本不知道男女之间那档子事情，何谈婚恋呐。不过我心中也萌生了在农村扎根想法，特别是在立秋打羊草的时候，看到一车羊草能卖到一百多元，不免联想自己有家以后打羊草致富的想法。因为我一天至少能打一车羊草，一个立秋下来，收入相当可观。虽然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梦，但它毕竟激励我产生了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1970年春节前，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回长春一检查，已经感染成浸润型肺结核。这场病对我打击是巨大的，因为我父亲就是老肺结核患者，作为一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我真的不想和疾病伴随一生，那样生不如死。父亲对此则很淡然，久病半拉医嘛，父亲认为我这个病无大碍，但是对我的治疗相当积极，领我去的都是较权威的医院，陪我打针，督促我吃药，就像对待垂髫孩子那样。父亲的淡然态度和积极地治疗，让我惶恐的心得到了安抚，随着咳嗽的减轻和痰的减少，我的信心也不断得到恢复。经过4个月的积极治疗，我的肺结核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而且没留下任何钙化点。然而，这场病使我错过了第一次的抽调机会。那是1970年的4月份，扶余油田在吉林省内抽调下乡知青搞石油大会战，按照我在农村的表现，理所当然在抽调之列。不幸的是，由于我在长春治病，5月份才进行愈后首次复查，未能赶上。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并没怎么后悔，表现也很淡然，回到集体户后，又重新投入农业生产劳动中去了。这一年，虽然生产队领导对我这个大病初愈的人很照顾，但是我似乎更成熟了些，在干了一小段时间的积肥工作后，硬是要求到一线干活去。这一年我还是相当勤奋，虽然5月份才病愈返乡，10月份就抽调到扶余油田去，却挣了二千一百多分，出工率全队最高。1970年10月份，传来消息，七〇油田又要抽调一大批知青参加石油大会战，一下子给了我们户4个名额。我当然属于被推荐之列的。一想到要离开生活了近两年的新丰二队，心里无限怅惘。从我们定下来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在集体户吃一顿饭，老乡们排着号为我送行，时常喝喝酒就泪流满面。10月23日，生产队套上了一挂最好的马车为我们送行，队领导一直把我们送到太平川车站，与我们一一话别。列车徐徐开动，他们挥动手臂的身影越来越小……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十分艰苦，但是由于有了在农村锻炼的底子，感觉轻松许多，这可能也是七〇会战青年能够成为吉林油田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到油田后，我只是在1971年回一次集体户，后来由于工作太忙，尽管多次梦到那个地方，梦到和乡亲们亲切寒暄，但是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屈指算来已有44年，甚是思念。由于长岭县举办这次征文活动，搅动了我的思绪，使我回家看看的心情更加迫切。[杨庆辉，长春知青，1968年12月下乡到长岭县新丰公社新丰大队。]
制 作丨秦孝晨
编 辑丨程 烁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