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怀的知青岁月
生命的代价唤起我们浓浓的责任意识，心灵的召唤要求我们对知青家长和兄弟姐妹负责。只有把知青的工作做好，才能让他们放心，才能让知青在这里安心地劳动和生活。只有把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做好，才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才能使我的心灵得到慰藉。我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方案，交县革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后，把此方案变为决定，下发到各局、委、办和各公社。《决定》规定，一是县局局长以上干部，把知青看作亲戚，每路过集体户时，要到户里看看，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带回研究解决；二是各局包公社工作时，要包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三是定期组织若干调查组，到知青集体户作调查，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四是各公社领导干部亲自包集体户，必须抓实抓好。这个《决定》受到了各级干部和城镇职工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也在集体户。这样知青办成了联络中心，从县革委一把手到常委，从局、委、办领导到各公社党委书记，都经常到知青办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71年春天，有位局长说和这帮青年有了感情，下乡首先到集体户看看，这真是“感情深千里而奔，感情浅越门而过”。他告诉我们东六号公社马莲大队第四生产队北京知青集体户搞得很好，让我们去看看。我们组成调查组到这个户做调查时，一进院就豁然开朗，大大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5间房的玻璃窗明明亮亮，进屋一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好像部队的营房，给人以清新愉快之感。知识青年都在地里干活。我向公社和大小队的同志说明来意，请他们介绍情况。马莲大队书记叫姜立信，是位50多岁的老大队领导。他说：“安置和照看下乡青年我们是被逼上路的。他们刚来时出了不少笑话，马拉车戴套包，他们说是戴围脖，车老板子一说‘驾’就走了，一说‘吁’就站下了，他们也觉得奇怪，有位青年拿着大鞭招呼马‘站下’，越叫马越走，最后马车跑起来，把他吓跑了。做饭也不会，往凉锅贴大饼子，真是‘凉锅贴饼子——溜了’。我们看到这些，就派一位妇女给他们做饭，派一位农民老党员到集体户管生活，教农活，介绍风土人情。生产队给他们记工分，不给知青增加负担。以为这样做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谁知道没过几天，知识青年小潘和小杜打起来，小潘用刀子把小杜胳膊扎坏了。小杜长得很胖，外号叫‘小胖子’。我们把小胖子立即送到长岭县人民医院治疗，知青争抢要去护理，没让他们去，派老土改干部老党员德高望重的司勤去护理。生产队给司勤记工分，医药费生产队给负担。司勤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对待小胖子，给脱衣穿衣，给他擦腚。拿自己的钱到外边给他买饺子和麻花，把小胖子感动哭了。小胖子母亲是继母，他们关系不太好。他说，司大爷，你比我父母对我还好，若是在北京发生这事，我父母也不会对我这么好。司勤说，你们是奔我们来的，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父母把你们送来，我们就拿你们当自己孩子。小潘看到生产队派人去照顾小胖子，又给记工分和医药费，受了感动，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又带着水果，到县医院去看小胖子，他以为小胖子不会原谅他。小胖子却很平静地接待了他，小潘感动得哭了。小胖子也检讨自己的不对，两人和好了。通过这些事给党支部一个提示，做小青年工作，要舍得投力量，舍得付资本。这件事之后，组织决定让司勤做集体户老户长，常年和青年生活劳动在一起。因司勤是老干部老党员，品行端正，在社员和下乡青年中都有很高的威望。”长岭县东六号公社马莲大队党支部书记姜立信同生产队班子成员研究如何开展知青工作。到了午间，知识青年们都回来了，男青年有户长于明新、杜国正和潘小初等，女青年有刘秀英、邴彦秋、郝光、李会和刘元利等。户长于明新接着向我们介绍说：“党支部和生产队对我们特别照顾，生产队给我们送白面，从粮食所给我们批大米，每星期还给我们放一天假，休息和洗衣服。”我插话问姜书记：“你们怎么想起给青年放假呢？”姜书记说：“我年龄大了，我也有像户里青年那么大的孩子，关心这些青年就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就得心细。有一天上午，青年们都出工了，我到户里看看，打开一个柜子的门，看见里边装的全是脏衣服，我想这些青年很要强，天天出工，没时间洗衣服。于是，我找生产队长商量，给集体户青年每星期放一天假，不算误工，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户长于明新接着说：“放假这天，我们除处理好个人杂事外，还能学习。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有节奏，很快乐，把这些事写信告诉了父母，父母来信说他们很放心，并向这里干部和社员群众表示感谢。”我听了他们的介绍，又看到了一个井然有序、充满着活力的集体户，便冲淡了我的心中的郁闷，开阔了我的眼界。马莲大队党支部和第四生产队满腔热忱地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细致的工作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这个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把集体户管理得井井有条，充满活力和自制力，也是其他下乡知识青年值得学习的。我们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在马莲召开了“全县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县革委会作出决定，每个下乡知识青年集体户都配备老农民户长，进户帮助知青。老农民户长必须品德好，作风正，有耐心，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为了让全县老农民户长会做工作，不断提高能力，县知青办在马莲大队办学习班，让全县农民户长和知识青年户长分期分批地到这里培训学习。在学习班上，参观马莲大队集体户，请马莲大队党支部书记姜立信和农民户长司勤介绍经验。也请其他户长介绍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在这些户长学习期间，工钱和伙食费都由县里统一支付。通过参观学习和经验介绍，提高了管好集体户的信心和能力，使全县下乡知识青年管理工作逐步提高，出现了一大批像马莲大队第四队这样的集体户。三团公社六十三大队第五队的浙江知青集体户，原来较差，学习马莲经验后，把集体户办得富裕起来，逢年过节都杀猪，养了上百只鸡鸭鹅，每年都腌一缸鸭蛋鹅蛋。经常杀鸡吃蛋。省“知青办”对我们的作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派老贫农户长进集体户，办老贫农户长学习班，是新经验值得推广，并在长岭县开了“吉林省上山下乡安置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一个公社的5位长春女知青走了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大小队干部都很着急，怕出现什么问题。这5位青年平时表现很好，社员都说她们是好姑娘。人们正着急的时候，黑龙江省虎林县驻军打来电话说：“现在有5位女青年，自称是在长岭县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我们怀疑她们是想偷越国境，已控制起来。”我们与档案一核对，确实是我们县的插队青年，给他们回了话，并派人把她们接回来。接回来后，问她们：“你们为什么私自跑到那里？”她们说：“我们觉得在这沙土包子的地方不能学到什么，到反修的前线才能干出名堂来。”这5位女青年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他们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真心实意地要到农村干一场，为改变农村面貌，贡献青春和热血，明知农村苦，偏到苦中来；有的是怀着美好的憧憬，把农村当作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可是，到农村后，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贫穷荒凉。他们开始彷徨和动摇，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有的公开提出，我们向农民学什么？他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没有文化，不讲卫生，自私自利，为一个鸡蛋大打出手或谩骂四邻，他们干活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他们真的能当我们的老师吗？农民们也在怀疑，知青是为了接受再教育来的吗？我们能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吗？我们是大老粗，顺垄沟找豆包，能当他们的老师吗？这部分知识青年提出的问题很深奥，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一道重要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去回答。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怎么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接受？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怎么才能大有作为？对这样问题别说刚离开校门的知识青年难回答，就连那些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那些工作多年的知识分子，包括在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也不一定能给出完满的答案。他们也可能会说，不会做，不一定真的不明白。只有勇于实践，能在实践中肯于吃苦耐劳，用自己的血汗，宝贵的年华，不断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反复循环才能把这看似浅显，实际却很深奥的问题予以解答。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他们在农村不仅不会大有作为，反而会虚度时光，增加农民的负担，所以在知识青年安置好后，必须把这一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解决。1969年冬，省地县下放一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和大学教职人员，走“五七”道路，叫“五七”战士。他们当中有厅局级领导，大学教授，和下乡知识青年一起向农民学习，接受再教育。建立了“五七”连，把抓知识青年工作作为主要内容。他们和下乡知青一起亲自体验探索，来回答这一问题。县里又抽调一批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的干部到各公社专做知青工作，名叫带队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派，他们也同知青一起紧密结合实践，总结这方面的感受和经验。北正镇公社有位下乡女知青叫赵枚，讲了自己一段感受，拨动了一些人的心弦。她说：“下乡前，通过在学校接受教育，知道农民的伟大，没有农民哪有饭吃，人类将无法生存，一定向农民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后，自己却是叶公好龙，看到农民是满身泥土满脸沙，早出晚归与自己原来想法是大大不同。开始徘徊，自己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在这里待一辈子吗？真的让我美丽的面容涂上黄沙吗？这里能燃烧起我青春的火花吗？烦什么有什么，我喜欢干净漂亮。有位穿得埋埋汰汰的青年农民姓邵，他每天早晨肩挑两个铁桶挨家挨户收尿，生产队长还表扬他，说他不怕脏不怕累，为生产队积优质肥，号召大伙向他学习。他还总愿和我说话，想躲还不好意思。我病了，3天没出工，他知道后，给我送来10个煮熟的鸡蛋，放在炕上说他妈让送来的，没等我多说话他就走了。病好了，刚出工，队长派我和他赶牛车到太平川去办事。这天炎热无比，牛身上有一种叫嗡蜓的寄生虫，长在牛皮里，天一热这种虫子就在牛皮里咬。小邵在前边赶车，我坐在后边。路过一个小屯子，前边有群小孩在道上玩，嗡蜒在牛皮里发作，老牛毛了，拼命地往前跑。我吓坏了，急忙跳下车，小邵继续拽着牛缰绳不放，牛的脚步放慢。小邵跑下车去，把孩子推开，然后又去把牛车拽住，他回头看看我笑着说：‘你害怕了，吓没吓着？’一刹那，他像一座高山，我像一个小沙丘，好像吹来一股香风吹去他身上的尿臊，吹去他脸上的黄沙，显得那么灿烂，这股风却吹去我身上的香气，我倒显得臭了。”1975年9月，长岭县七撮公社前二十七大队小三十一生产队浙江舟山地区知青集体户荣获吉林省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户光荣称号。她深有体会地说：“这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关键时刻见高低。看人不能只看外表，要看他的心灵，农民们身上的泥土，脸上的黄沙，尿味和汗水的臭味，是他们吃苦耐劳优秀品格的显现。是平凡中的伟大。”小赵讲得是何等好啊，向农民学习，学习农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伟大品格，学习他们勤劳忠厚，善良朴实。个别人表现出的丑陋，抹杀不了农民这一阶层的美。有些知青经过锻炼，勤劳、品德和才华被农民认可，选他们做了带头人。长春知青莫凯新说：“我虽然当上了大队领导，但我离不开农民支持，离不开向农民学习。去年腊月，眼看过年时，劳动一年了，就要杀猪庆贺新年。上级突然来了任务，要我们在完成生猪收购任务基础上再征购几十头，一下子把我难住，孩大老小盼个年，都想吃猪肉，谁肯卖这猪，我把这事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说了，老人说这好办，开个会讲明道理，就解决了。过年了，咱得让城里工人老大哥，职工干部吃上肉。开会一讲，社员代表就说，我们不户户杀猪，几家杀一口猪不就解决了吗。很快就完成了新增的收猪任务，城里的人是否知道，你们过年时吃的香喷喷的猪肉是农民宁可少吃让给你们的。农民们这种顾大局，舍己为人的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一些当了基层干部的下乡知青共同说出这样一句话：“向农民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奏效的，必须长期坚持，一起滚爬，才能在艰苦中获得快乐和幸福。才能在平凡中见到高尚和伟大，他们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活教材，是没有文字的教科书。”知识青年走到乡下来，他们有着不同的爱好，不同的特长，确实给农村带来新的文化和新的气氛。同时，他们也给农村带来了负担。工作做好了，下乡知识青年是财富，做不好，便成了包袱。当时，有些青年不出工，打架闹事，有的外出长期杳无音信，农民担心，家长担心。长岭县委和县革委会认识到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知识青年工作。于是组织各部、委、办领导、带队干部、公社“五七”助理和“五七”战士，包公社包大队。时任县人武部政委、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吴光耀站得高看得远。他在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说出了知识青年不敢说的话。他用宏亮的嗓音在大会上说：“未来的天下是青年的天下，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你们中间要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出军队将领，要出科学家，要出专家教授。需要你们的时候会让你们去深造，你们不去谁去呀？现在你们下乡，是特殊年代特殊需要，需要你们到农村，就要让青春在农村发光。”吴光耀一席话震动了全场。吴光耀说到做到，每当大雨瓢泼的时候，他想着下乡青年，亲自看望他们，并给一些公社打电话看看集体户房子漏没漏，院子积没积水；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他想着下乡知识青年，亲自到集体户看望，看青年冻没冻着，并让各公社领导去看看集体户，烧柴够不够，不够帮解决，决不许冻坏一个人；每当春节的时候，他想到“每逢佳节倍思亲”，他说：“我们盼年，盼团圆，下乡知识青年远离父母，会更想家，更需要安慰。”于是他带头，除夕夜晚到集体户和知青共度除夕，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在他影响下，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常委都到下乡青年集体户和知青共度除夕。有些青年感动得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家长。有位北京知青家长给吴光耀邮来感谢信：“春节后，孩子来信了，信上说，爸爸妈妈不要惦念我，我们春节过得不平常，长岭县革委会主任和我们一起共度除夕。此刻，我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你真懂得父母心，懂得远离家乡孩子的心，视青年为孩子，孩子落到你那里，我们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在吴光耀同志的带动下，把知青工作当做大事来抓，形成了社社（公社）领导都管集体户，树立先进典型，总结成功经验，发扬良好风气。对有不良思想和行为的青年不嫌弃，不歧视，不放弃，热情帮助，做他们的转化工作。全县下乡知青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原来，有的公社领导抓得不实，现在亲自包户亲自抓，工作局面喜人。永胜公社党委每个委员包一个户，把这项工作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内容，县委总结了他们的做法，在全县推广。农民是伟大的。我们只要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真心真意地向他们学习，才能发现他们的伟大。我们学习的是这个人群，这个阶层，这个阶级的本质。某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劣迹，也正是他们在劳动生活和学习中需要修正的。有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的下乡知青在这方面体会更深。大兴公社西邻科尔沁草原，距保康只有25华里。这里是盐碱地，贫穷而荒凉。知青长期吃不到肉鱼，虽有野鸡兔猫，他们又打不着。有的社员鸡鸭鹅丢了，常常怀疑知青偷的，但都不说不问。来自长春的一个青年平时在集体户表现很好，很长时间没吃到肉，馋得不得了。冬天的一个夜里，有个知青悄悄地到生产队长家偷了两只大鹅，连夜就褪了毛，炖上了，又买了一大瓶子白酒。第二天早晨请队长来吃饭，队长说什么也不来，几个青年连推带拽地把队长请来了。让队长坐在正位，端上香香的鹅肉，烫热了白酒，热热闹闹地喝起来。喝了几杯后，队长不喝了，说：“我还得领社员干活，给你们放假了。”知青们不让走，硬逼他喝，偷鹅的青年问队长这鹅肉香不香。队长边吃边说：“香，真香，这鹅是用粮食饲料喂胖的，哪能不香呢。”队长一句话，把大伙说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知青又问：“队长咋知道是用粮食饲料喂的？”队长说：“这是我们家的大鹅，我能不知道吗，昨夜你们抓鹅我知道，怕你们不好意思我没出来。”偷鹅的知青一阵愧疚，大家也是个个羞赧。队长微笑着说：“你们别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没吃到肉了，也该吃一顿了。你们给我一个提示，是我没把户里生活抓好，像东六号公社马莲四队集体户那样，逢年过节都杀猪，你们就不会这么办了。明天把生产队的猪抓两个来，你们养好就行了，喂肥了过年杀。”队长一番话，弄得谁也吃不下喝不下，队长不走了，端杯和大家又喝起来，都喝得酩酊大醉，睡了一上午。晚上集体户开会，都觉得这事做得不对。偷鹅子的小郭说：“队长知道我偷鹅，不出来抓，是给我留面子，怕伤我自尊，这是人家包容大度，善解人意，关键时刻能管住自己，这就是伟大，这一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像我嘴馋了就管不住自己，真可耻！”户长接着说：“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了，应该自己管好自己，有的革命前辈20几岁都当中央领导、将军、作家或科学家了，我们还把自己当作孩子，真觉惭愧！队长还说我们长时间没吃肉了，做了这件事不算什么，还说自己没管好我们生活，这种体谅人情怀，自省的精神，是多么高尚啊！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队里给我们猪不能要。”1976年5月，长岭县知青办主任李志明接听吉林省知青办电话通知。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猪圈里多了两个“克郎”（就是没喂肥的猪），户长到会计那送猪钱，队长和社员都不收。“你们不容易啊，两个‘克郎’不算什么，把猪喂胖了，过年杀吃。”队长和社员齐声说。又过些日子，小郭到保康办事，回来时已是农村吃两顿饭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左右）。走在甸子上看见一群找不到家的鹅，抻着长脖子在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是哪家的鹅呢？若是前些日子，一定抓两只大鹅带回去。现在他不这样做了，他想的是丢鹅的人是多么着急，他把这群鹅赶进远远的屯子，挨家问丢没丢鹅，终于找到大鹅的主人，四邻都来看，对他大加赞扬，小郭此时尝到了受赞扬的滋味。三团公社有个集体户里有几名青年好偷偷摸摸。夏天瓜熟了，常去偷瓜，还编出顺口溜：“下定决心去偷瓜，排除万难往里爬。不怕牺牲摸大的，争取胜利往家拿。”他们偷瓜大伙吃，有时也向大伙讲当时害怕的心理。有个叫王大发的说，怕什么，明天我就公开摘瓜，看能把我咋的。第二天，王大发真的去瓜地摘瓜，看瓜的老头发现了便喊：“你是谁啊？青天白日来偷瓜。”王大发喊着说：“我是王大发，我来偷瓜，快来抓，快来抓。”老头说：“啊，你是王大发，我不抓，你挑好的摘。慢慢地吃，吃完了你再给集体户拿回一些。”老头说完就回到瓜窝棚了。王大发被弄得不好意思了，对看瓜老头说：“大爷，我给你瓜钱。”“不要钱。”老头说，又摘一筐香香的瓜让他拿回去，王大发不好意思拿，老头硬让他拿着。回户后，把这事向大伙一说，都感到偷瓜的事做得不对。户长说社员这么看重咱们，咱们今后得自觉了，这瓜是集体的，每个瓜都是社员的血汗，今后别这么干了。与农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往往是一件小小的事，却受到莫大教益。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在“文革”中被揪斗的所谓走资派、黑帮、叛徒和特务的干部子女怎么对待不十分清楚，知青的家长和亲属也为此担忧，怕孩子遭到不公的待遇或歧视。1970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知青办研究工作，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并报了自己的名字。他通话的内容是，谭震林的儿子谭晓光在长岭县插队，身体不好，请予照顾。我向他表态，一定照顾好。谭震林是我无限崇拜和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当时被打成“黑帮”，但抹不掉我对他老人家的崇敬。我原是中共白城地委农村专职工作队副队长，全队80名青年干部是根据吉林省委统一部署培养的接班人，因我家在长岭，暂回长岭待分配。一些造反派找我证实白城地委和长岭县委领导有关走资派方面的材料，我均没出证，于是，被打成铁杆“保皇派”。所以，我对所谓的走资派、“黑帮”等有同病相怜之感，保护他们的子女更是发自内心的。接到电话那天，我就先后到谭晓光插队的广太公社和拉拉街（我们当地人把“街”读成gai的一声发音）大队，同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讲，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对谭晓光不但不能歧视，更要保护。他们说，一定按政策把事办好。我问了一下谭晓光的情况，他们说，谭晓光这孩子很好，人老实，经常读书学习，关心生产，他到处搜集骨头制造化学肥料。他喜欢气象，会看天气。那年月，农村没有电视，有收音机的人家也很少，所以很难听到天气预报。有时天气阴得很厉害，别人带防具，他不带，并说天没雨，过一会天真的晴了。有时晴天，早晨出工他带雨伞，社员问为什么要带雨伞，他说今天有雨，社员不信，可过一会儿，真的下起雨来，社员称他是天气预报员。后来，谭晓光的姐姐从黑龙江来看他，有的干部不敢接近，我热情地接待了她。“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时时出现极左偏差，所以必须正确划清政策界限，正确对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特别更要注意正在被揪斗所谓没“解放”当权派家庭的子女，重在表现。县领导在一些重要会议进行部署，正确贯彻阶级路线，正确对待被揪斗人的子女，不许歧视，不能迫害，要与其他青年一视同仁。我们还宣传了有关这方面典型。有个北京下乡女知识青年在生产队劳动积极，很受欢迎。她的社会关系复杂，她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也有严重历史问题。她能写善画会讲，是位才女。地委把她抽调做调查研究工作，提拔她当领导干部。在永胜公社插队的一个长春青年叫莫凯新，他父亲是已故国民党少将。他插队后，积极参加队里劳动，坚持正义，同不良行为坚决斗争，受到社员好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大队干部。通过宣传，对落实政策，正确对待知识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保护和鼓励了这批知青的积极性。1973年12月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知青工作的缘分，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晓光的父亲谭震林在家接见了我。那天上午天气晴朗，我到了晓光家的大门口，谭副总理的秘书沈凤云接待了我。问明我的身份，他给晓光挂了电话，说我来了。晓光正在上班，他向沈秘书说：“那是我的领导，千万别让他走，我马上就回去。”沈秘书出去不一会儿回来向我说：“晓光爸要见你。”我听后激动而惊喜。我跟沈秘书走到客厅门前，谭副总理已在门前等候。他上身穿米色毛衣，下身穿灰的卡裤子。见到我热情地走过来，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寒问暖，刹那间，我一股暖流涌上我心头。他老人家满脸笑容地说：“你就是李主任啊？”一下子我觉得不好意思了，那么伟大的领导称我主任，感到浑身不自然。到了客厅，我坐在沙发上，谭副总理坐在我面前的一个小方桌前。他问：“你多大年龄啦，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学过什么专业。”我一一做了回答，并逐渐恢复了平静。过了不长时间，晓光和晓光姐姐、晓光母亲先后都回来了，都非常热情。谭副总理继续开讲，问我农村情况，又让我回去搞沼气，讲沼气的好处。我坐在他们面前，感到非常荣幸。谭副总理是我非常崇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传奇式的人物。我看已坐了很长时间了，我说我要走了，谭副总理说：“你要走，能走得了吗？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们不讲迷信，请感情，全家吃长寿面，你能不参加吗！”我无话可说，只好留下来吃晚饭。晚饭时，又把晓光大姐夫找来陪我喝酒。饭后，晓光大姐问明天怎么安排？秘书说已安排好，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第二天参观时，谭副总理向大家介绍我：“这是吉林省长岭县知青办李主任。”参观后，晚上又让我同去参加了另一个活动。我永远铭记谭副总理亲切接见我，热情招待我的荣幸；永远铭记谭副总理和蔼可亲的笑容；永远铭记谭副总理谦虚、尊重人的伟大品格；永远铭记殷殷希望和嘱托。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在那个时代是尽人皆知的。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一名教员，他有个儿子叫李良模，1969年下乡插队到该县秋芦公社，在劳动和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未得到解决。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上书毛主席。信的开头和结尾是：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198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毛主席收到李庆霖信件后，于1973年4月25日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后，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管理和教育工作又推向新阶段。毛主席的复信一发表，知识青年和家长欢欣鼓舞，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下乡知识青年和家长的无比关怀。复信不是只给李庆霖的，是写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家长的，是写给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问题要“统筹解决”，各级干部更应主动解决下乡知识青年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操心了。知识青年纷纷表决心，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大有作为的人。那些长期脱离集体户的青年，也都自动回来。周恩来总理认真及时地落实毛主席的“复信”精神。毛主席“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就主持召开了中央高层领导会议，传达“复信”后说：“我们一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主持研究了统筹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了如下问题：1.安置经费问题。2.口粮问题。3.疾病医疗问题。4.婚姻问题。5.归侨安置问题。6.成分问题。7.布局问题。8.表彰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问题。9.学习教育问题。10.打击坏人问题。11.干部带队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关于印发“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主席圈阅后发给各地。把“复信”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长岭县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后，立即组织学习，讨论研究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召开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带队干部参加的知青工作会议。把毛主席的“复信”和中央文件传达到各大小队和知青集体户，反复学习，讨论研究落实。县委班子成员共同认识到今后对下乡知青工作，不能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走走看看，一定亲自抓，解决实际问题，要像总理那样及时地满腔热情地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待续）
制 作丨秦孝晨
编 辑丨程 烁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