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长岭】范青春：我与知青同行

我与知青同行

范青春

年华流转，岁月如梭，曾经的青葱岁月已被流年磨碎。如今，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却总有些让人无法割舍的东西沉淀在记忆里，就像一坛陈年老酒，越酿越香。

1974年2月，范青春（前排左1）参加长岭县工农干部学习班第三党小组。范青春，1954年出生，吉林长岭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早年就读于天津大学，在校期间参与国家“五五”计划等47个项目的研究设计工作。毕业后，从事光学仪器方面研究工作，后返籍长岭。先后在长岭县广播事业局、统计局从事编辑和文字工作。曾任县委机要、督查、政策研究室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文体局副局长、县统计局局长。2012年末调入松原市统计局任职，后受聘于国家统计局松原调查队长岭工作站站长，2017年退休。先后在《中国信息报》《吉林日报》《松原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并任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统计工作规范与管理创新全书》编委。曾荣获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个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长发屯，充溢着泥土的气息，荡漾着庄稼的芳香，这里就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这个屯有第四和第五两个生产队，每个队各有一个集体户。我家住在第四生产队部的对面，我是四队回乡青年。1968年10月和1972年7月，先后有长岭和浙江慈溪两批知青下乡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在此期间，我虽两离两回家乡，但不论身在何处，却从未离开与知青共事。

一

1968年秋一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到生产队闲逛，看见几个社员正在院里干活。有的收拾仓库，有的搭锅台，说是给知识青年腾房子。10月18日，县里统一送长岭知青的一辆大“解放”卡车拉着一车人开进了集体户，后边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引来了趴窗望门指指点点的大姑娘小媳妇。队长、会计忙着接待客人，围观群众七手八脚地帮知青往屋子里搬行李。开饭了，生产队用猪肉炖粉条招待不走的客人。很少见过汽车更很少进过城的农村人对这些有知识的城里人评头品足另眼相看。送知青的大汽车开走了，一帮孩子一窝蜂似的跟出去，看知青的社员、凑热闹的群众还不肯散去。

为了城里来的知青男女住得方便，生产队会计黄贵还把自家建好没住人的新房先让给女知青住。转年，知识青年又全部搬进了屯南出口、乡道旁一所挂全椽子，带房梢，梯子窗户，刷蓝油的5间新房。走进长发屯不用打听也不用问，哪座房子最新，哪个院子最大，哪座房子最漂亮，哪就是集体户。当时，我从长岭八中返公社中学复课不久，每天上学放学必从集体户门前经过。出于方便，我经常受知青之托，帮助他们到邮局寄信件，或到供销合作社捎一些日用品。一来二去，我成了他们信得过的小兄弟。

每当早晨上工的钟声敲响，知青们便齐聚到“忠字楼”前和等待在这里的社员、群众一道做完“早请示”，便匆匆上工。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精神鼓舞下，知青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劳累了一天也不知疲倦的知识青年，闲暇时间还教队里小青年学唱样板戏，学跳“忠字舞”。每当夜幕降临时，集体户还不时传出美妙的歌声和悠扬的笛声，吸引着四邻和路人。从此，沉寂的小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也和大多数小青年一样，去听他们唱歌，看他们弹琴，去感受他们生活方式的新奇，去寻找与农村青年的异同，渐渐地我也融入了这个集体。

庄稼进场和冬春送粪时节，劳动休息时，我的哥哥常把劳动伙伴带到家里，直直腰，喝杯热水，暖暖身子。有时哪位知青饿了，会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打打牙祭。时间久了，好多知青成了我家的常客。

1970年初，我初中毕业，没有机会升学，就地务农。作为回乡青年的我，自然成了知青亲密的伙伴。那时我刚满16岁，个头不高，体力不强，干力气活有些力不从心，铲地割地还比较顺手。每当夏锄季节，气温高，草苗齐长，农活催手，全队社员几乎都肩扛锄头下地铲地，当然知青也不例外。五百多米的长垄，打头的铲到地头，往往知青都被落在后边。在这种情况下先铲到地头的社员就会你一锄、我一锄让落后的撵上来，而有的时候，打头的到地就伸手，打头的铲到头，来晚的和慢手才铲一半多。社员休息，落后的不敢歇，社员收工他们还在干。有时，只好让人把饭捎到地里吃。1970年，知识青年冯文杰在修水利挖土方工程中累犯了关节炎，走路都跟不上，但出于年轻气盛，顾忌面子，他坚持跟大帮铲地，我往往会陪他一起风餐露饮共渡难关。那时集体劳动被形象地叫作“大帮哄”，当然也有另类的现象：大家排成一排，或三五成群地边铲边聊，社员轮流讲笑话，讲故事，不时引起阵阵笑声。休息时，社员想方设法多歇一会儿，一会儿给打头的上烟，一会儿递水，有时，还为他扇风，遮阴凉。有时，农村来电影队、演出团，或民间说评书、唱大鼓艺人，生产队都会像过节一样提前收工，早早吃完晚饭去赶场。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知青和社员的情感越来越深，“城乡”两字概念的分界也越来越模糊，农村青年和城里人成了伙伴，我和冯文杰也成了要好的朋友。生产队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他安排了适当的活计。

那个年代农业虽受冲击，但我们生产队种粮的积极性不减，农民收入不降，工分分值不低，吸引着有识青年来长发屯锻炼。据初步统计，自从第一批知青下乡不久，又有长岭知青插队成为新户员。随着知青招工招生进城，又有知青家长把子女及亲友送进长发屯锻炼，形成了兄弟户、姐妹户。其中，尚成友、尚成志，冯文霞、冯文杰，张长海、张长江，胡庆文、胡庆江，胡秀云、胡秀梅，赵玉霞、赵奎，高敏、高杰和我的小学同学付庆春都是兄弟户和姐妹户的成员。与此同时，知青于文夫、胡秀梅共结连理，王素红与刘永田，刘晓明和范新荣在农村组成家庭，并深深扎根农村。1971年7月，我们正在收割小麦时，接到了冯文杰被招工进城的喜讯。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发四队户下乡的4年里，有约30位长岭知青从这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几乎同时，我也告别了知青同伴，踏上了内蒙古国防建设的军工路。在这里我很快结识了新的同伴——沉默寡言的韩国龙，干净利落的王成江以及白面书生高玉宝。他们同是长岭知青，来内蒙古前分别在长岭不同的集体户锻炼。到了内蒙古后，我们分在一个连队，我在连部做事，他们有的打钻机开掘山洞，有的是钣金工，有的是空压机手，在国防建设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与部队战士同工作同学习，分享部队生活的快乐。1972年10月，国防建设工程结束，我和我的同行各返他乡。现在，我们偶尔还能见面，可我的老指导员刘发鑫已经去世，副连长王德林、张玉中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硬朗。

二

当我背着行囊快步走进村口，望见一个陌生男青年，瘦高个儿，身穿一套深蓝色粗布条纹衣裤，他挑着一担水推开了“五保户”王岳云家的房门。有人告诉我，长岭知青已并入五队户，他就是新来不久的四队浙江知青。从那时起，浙江知青又成了我的劳动伙伴。有报载：“1972年7月15日早晨，天色阴沉，雾气茫茫，轮船停泊的码头被围得水泄不通。民警军警在吃力地维持秩序，人群之中停放着待命的救护车，执行任务的医疗队。知青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按序上船，含泪向亲人们挥手告别。”这是浙江舟山地区欢送到长岭下乡知识青年的真实场面。当时舟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送别刚满17岁的女儿下乡，也站到送行的行列。女儿上船的一刻，一下子扑到父亲的怀里哭泣起来，父亲眼含热泪强装笑容将女儿推开。船驶离码头，留下哭声一片。没隔几天又报道：“1972年7月17日下午，浙江余姚火车站为知青送行的人熙熙攘攘，高音喇叭不时传出‘火车快要启动了，请送亲友的同志赶快下车’的逐客令。火车的汽笛声，送行人的呼喊声、哭泣声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在站台上激荡。”宁波、舟山两地知青乘上余姚到东北的知青专列，7月20日抵达长岭县境内的太平川火车站。白城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区政治部主任、吉林省知青办和长岭县革委会主任和有关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冒雨到太平川迎接。

在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号召和人民日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社论的感召下，在长发屯四队插队的19名浙江知青就这样离开父母亲人，从美丽富饶的江南抵达三十号公社。公社大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各生产队迎接知青的大马车纵横交错，来看江南美女帅哥的男女老少形成长长的队伍，夹道欢迎远方的客人。公社会议室欢迎仪式结束后，19名知青乘坐生产队大马车到达被围观群众层层包围的集体户。生产队像过节一样，前一天就从大安北购买了副食品和蔬菜，厨房里煎炒烹炸，餐桌上南腔北调欢声笑语。生产队考虑到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的差异，派一男一女两名农民户长指导和管理集体户的生产生活。

东北七月，骄阳似火，天长夜短。没有经历这里农村生活的人不会想到其中的艰辛。每天凌晨3点，人们还未睡醒，更夫就挨家挨户地催促农家主妇烧火做饭。天还没亮，上工的钟声就已敲响，男女社员便陆续来到生产队等待派工。李队长站在院子的最高处，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总结通报前一天的工作，安排新的一天每个社员的活计。随着队长高亢分工话音的落地，人群开始骚动。牵马的牵马，套车的套车，拴犁的拴犁；施肥的、滤粪的、点种的、压地的、铲地的各操兵刃。刚刚还在人欢马叫兵器碰撞声中的人群，顷刻间，人散马去悄无声息，丢下一院子寂静。秋季割地打草，秋冬之交打场扬场，冬春之交积肥、送粪和刨茬子，都是下乡知青需要学会和掌握的“十八般武艺”。公社大队都非常重视关心知青的生产生活，百姓对他们呵护有加。各级在安排工作时，不忘安排知青工作；在落实工作时，不忘落实知青工作。每天生产队长在派工时，一方面尽可能地把比较轻、比较干净、技术性不强的活计派给知青，另一方面尽可能地贴近知青个人特长派工，使他们得到充分地锻炼。但是，每天记工分时，知青们都是与社员同酬，每劳动10天还给知青放一天假。但好多知青放弃休息时间，坚持向贫下中农请教，朴实的农民自然会毫不保留地传授。有的知青生病，好心的农民把他们带到家里做上可口的饭菜；每逢农村忙种、忙铲和忙割的时节，家家户户淘黄米，蒸豆包，撒黏糕，为起早贪黑坚持劳作的社员补充能量。集体户也不例外，老贫农户长忙里忙外，帮助知青入乡随俗；每逢杀猪时节，知青经常被请为农家的座上宾。为了让知识青年有足够的粮食，生产队每人每年分给口粮650斤，比当地农民人均多290斤，党的关怀和百姓的照顾使广大青年的劳动热情高涨。公社大队每年组织和开展种“青年田”、植“青年林”、搞“野粪还家”等活动。当时，由于我是大队团总支书记和治保主任，所以就会组织和发动全大队6个生产队团员青年，包括我所在长发四队知识青年放弃休息积极投身到活动中去。农闲季节开展的护秋保收、护林防火和打击滥砍盗伐活动，团员青年一呼百应。平时为五保户和地里干活的社员担水，春节期间参加秧歌队、文艺宣传队，为农民和军烈属做好事办实事，团员青年奋勇当先。每到年终岁尾，公社、大队、生产队评先选模，四队知青也榜上有名。

这期间，他们的汗水洒过每一寸土地，双脚迈过每一道沟坎，在太阳下劳动，在日落时歌唱，他们的青春曾借住在这里……

从1974年起，浙江知青因招工、招生或当兵先后离开集体户，直至1978年全部回城。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如今，他们虽然两鬓如霜，但心却一直牵系着长发屯这片热土，很多知青一直保持着与长发四队百姓的联系和往来。据亲历和了解，从1991年起，1995、1996、2007、2008、2009、2012、2013、2014年，在这9个年份里，先后有徐玉奎、吴沅沅、王伟权、许国军、干满君、吴志洁、赵丽娟、王佰照、柳贞英等9人，有的携妻，有的带子，有的抱孙，或只身一人回到长发四队，看望老队长和父老乡亲。有的知青为长发建设焦心劳思，想了很多办法，长发四队的老百姓有目共睹。

三

1978年9月，我大学毕业，辗转返籍长岭工作。当年在长发屯四队下乡的长岭知青，除分配到油田、化肥、热电三大国企外，其余大部分在长岭工作，都已娶妻生子，嫁人当妈。每逢有人工作变动，我们会凑在一起庆祝一下；谁有大事小情，打个招呼互相帮助；孩子升学结婚，有消息必到。同城居住的，散步时偶尔还能相见，在外定居的，也可以打打电话，发发信息，QQ聊聊，微信一下，为我们这些老知青搭建了相约相聚、互联互通的平台，实现了穿越时空的梦想。在各自的家庭当爷爷，做姥姥，接送孙辈尽享天伦之乐，同时也感受到沟通的愉悦，和怀旧的获得感。

2006年5月，时任长岭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樊晓通率团到杭州招商引资。原长发四队集体户浙江知青户长，时任浙江省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的吴沅沅在当地报刊上看到了消息后，急忙赶到招商团驻地看望了樊县长，并与长岭一行共进晚餐。在与长岭招商团的交流中，吴沅沅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当即拨通了我的手机。说来也巧，我们竟然是统计系统同行。从此，我们中断的联系变成了热线。

2009年8月，吴沅沅和王伟权自驾车回长发探访，取道长春，与时任吉林省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的孟令德会晤，并邀原长发屯四队回乡青年，时任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党委书记的程树海和时任长岭县统计局局长的我，共同参加孟主任的欢迎晚宴，至今记忆犹新。

2012年5月，我随吉林省统计局市县两级领导干部轮训班去杭州考察，为了取道慈溪约见吴沅沅及其他知青朋友，我提前一天到考察团预定的杭州宏鑫宾馆，报到之后的当天下午，冒着小雨乘上了杭州发往慈溪的大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慈溪汽车站，吴沅沅和王伟权已到车站迎接我，我喜出望外地与吴沅沅乘上了王伟权的坐骑，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此行恰逢景园祥儿子的结婚宴。景园祥是原长发四队户的女知青，如今的女主妇，将来的老婆婆，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走进富丽堂皇高朋满座的餐厅坐定后。我很惊讶，桌上一色是当年长发四队的知青，除吴沅沅、王伟权、许国军、景园祥外，还有甘满君、柳贞英、胡爱莉、王佰照、许玉奎、邵立秋、沈新苗。环顾四周，邻桌的客人也大都是当年在三十号下乡的浙江知青，有的有些面熟，像陈新初、张燕夫我都接触过，有的一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宴会每10人一桌，每桌12道菜。开餐后，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餐厅服务员撤下所有菜盘，又另上12道别样的菜肴，真是耳闻不如目见，婚宴大餐让我眼界大开。婚宴结束，东道主向每位宾客赠送一份纪念品。受已是老板许国军的邀请，老知青欢聚一堂在流光溢彩的金色歌厅一展歌喉、交杯换盏、共叙友情。当晚，吴沅沅执意陪我住进5星级宾馆，第二天早餐后又与我一道返杭。

如今回忆起来，我深深感到北方家乡的经济状况与江南相比差距虽在逐渐缩小，但仍存在不小的距离。

2014年8月18日，吴沅沅作为“浙江知青第二故乡行”的领队来到长岭。除官方出面接待外，去三十号长发屯故里，我自然伴行。作为原三十号的分管知青，或具体负责知青工作的老领导和老知青工作者李青山、张中才，李桂荣、程树山、洪玉琢在乡党政领导刘国辉、王英卓等陪同下，也赶到太平川迎接并参加三十号乡组织的考察参观活动。县乡两天的活动我不离左右，参观考察故地重游带给我无穷的乐趣和巨大的满足感。

四

想来已是42年前的事了。那是1973年10月，也是浙江知青下乡到我家乡的第二个秋天，我作为长岭县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中的一员，还没来得及告别知青同伴，就匆匆忙忙地到县委党校报到了，我被编入学习班第三党小组。党小组中除刘金堂、宁亚琴、臧希文是小组长、是干部，杨继光是工人外，有6名像我一样的回乡青年，还有在永胜公社下乡的李秀芝，在前七号公社下乡的王进荣，在新丰公社下乡的包晶华，他们都是长春知青。我们13个人一组，共同在县委党校集中培训了1个月，到三县堡乡黑泉眼村社会实践两个月。我们住在老乡家，每天由队长指派，轮流到各家各户吃饭，那时的规矩是每顿饭给4两粮票和1毛钱。白天，我们与社员在场院里干活，晚饭后，我们到生产队队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在党校学到的理论讲给社员听。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不同形式的运动接二连三。因此，我又被分到“专案组”与其他同志一道进点小南窑屯，开始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1974年2月，工农干部学习班结束，这3名知青中，李秀芝和包晶华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进荣上了大学。后来，我知道李秀芝在长春一家医院工作，并默默资助一名长岭籍中学生孤儿。王进荣毕业留校，包晶华先后在吉林省妇联任副主任和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对台办主任，是正厅级干部。2013年曾来长岭检查指导统战工作，我应邀陪餐。因此，我也半主半宾借了个光。他们虽工作在长春，但多年来始终心系长岭，不忘家乡。

如今家乡这片沃土，历经家乡父老和各地知青的辛劳耕耘，沉积已久的能量不断在发酵萌动，新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不断形成，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渴求知识的欲望不断升温。自恢复高考以来，长发屯农家子弟进入大学的喜闻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学生的拥有量居全乡之首。这不能不说是知青的力量，更准确地说是知识的力量！

我的老伴是河南内黄的下乡知青，我们已走过39个春秋。育有一女，是一个“传道受业解惑”者，又是一个新世纪的知识青年。这些年来，在家人的支持下，不论工作如何变动，路途多么遥远，通讯多么不畅，都没有割断我与知青的联系。

时间在不停奔跑，树叶凋零，花枝枯萎，照片泛黄，但总有一些不会因时间而消了颜色、褪了芬芳，反而会在时间的冲洗下愈加鲜艳。

知识就是力量，青年就是希望，我渴望知识，我将与知青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