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程
李胜文
1976年7月10日，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高中毕业的我，和十几名同学一起坐汽车来到双龙公社插队落户。我们是上午到达公社的，受到了公社领导及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短暂休息后，我们就来到了双龙大队四队集体户，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历程。双龙四队位于双龙公社所在地，土地肥沃，草原辽阔。县级公路从村西通过。集体户位于村正中间，村路道南。集体户知青到这来时已是第三批，第一批是北京知青，10人左右，户长叫武志强。第二批是长岭二中毕业生，十几个人。男户长是姜志新，女户长是刘学先。等我们来时，北京知青已全部通过招生招工而离去，第二批也仅剩刘铁军等几个人。我们第三批男户长是夏远彬，女户长是赵亚杰。生产队政治队长高仲义，他个子特别矮，但嗓门很大，正应了农村一句土话——“矬小子声高”。生产队长杨树文，会计赵玉民都是我的好友。男户长夏远彬，成熟稳重，沉默寡言，极有才。和我很处得来，我们俩从小就是同学。在双龙四队的3年里，我们并肩作战，共同看书学习，生产劳动，彼此无话不谈。远彬人特别好，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下乡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生产队长。还是青年后备干部，正当他向这一方向去努力奋斗时，1977年高考恢复了。对于参不参加高考，远彬是非常犹豫的，是我夏叔，远彬父亲夏光发（时任长岭镇党委秘书）看得远，极力主张远彬参加高考。结果当年榜上有名，被白城高师中文班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回长岭工作。先后在长岭一中、县教育局、县委组织部任职。曾任长岭县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县纪检委常委。筹建松原市时，被抽调到前扶经济开发区（松原市前身）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后来下派到宁江区委任副书记，主管干部和政法工作。现任宁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几十年来，我们俩经常通信、通电话。叙述离别想念之情，回忆下乡时在集体户的美好时光，怀念双龙的父老乡亲。偶尔在长岭或长春我们俩还能见上一面。见面后，回忆过去，畅谈未来，交流各自家庭、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幺凤霞，中上等个，大眼睛，圆脸盘。梳两条小辫子。父亲幺兴武，时任双龙公社党委秘书，后来在县农行行长职位上退休。但幺凤霞从不借父亲的职权谋私，而是一心一意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当地村民相处很融洽。是比较晚回城的那批人之一。回城后，先在县贸易货栈工作多年，任会计。后改行到人民银行工作，现已退休。她和张建英非常要好，两人形影不离。张建英，大眼睛，双眼皮，大个，回城后在广太中心校当教师，现已退休。在双龙四队的3年里，我受到了乡亲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刚来时，因为从小就在县城住，从来没有干过庄稼活，而且一来就赶上夏锄，那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们知青不会铲地，是老庄稼把式手把手地教我们间苗、锄草和松土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才慢慢地适应。手上的水泡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老茧。最苦最累的活就是八月份拔小麦。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小麦的麦秆、麦穗上有刺，一把抓下去，手心手背手脖子上都是刺，钻心地痛，虽然痛也得使劲，因为你不使劲，是不能将麦子连根拔下来的。拔下来，还要捆成捆。不会捆又是向老农学。人家社员已经拔到地头了，我们还在地中间呢，这时到头的乡亲们就会主动地来接我们。经过几天的苦战，终于将麦子收割完毕。生产队这时要杀羊犒劳大家，吃羊肉喝羊汤，大家在一起喝着老白干，吃着手把肉。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氛围真的很好很难忘，当时我们和社员像一家人一样。转眼秋季来临，秋收就要开始了。农村素有“三春没有一秋忙”的说法。这时的我们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白天掰苞米，收葵花，掐高粱，割黄豆。而吃完晚饭后还要拿镰刀去地里割玉米秆和葵花秆。回到户里已经是晚间10点了，顾不上洗漱倒头便睡。一个月左右才能将庄稼收割完毕，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农民之苦。真正读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涵义。秋收结束，气温骤降，寒冬来临。那时的农民不像现在到冬天或者打工，或者猫冬。那时，打玉米，打谷子，都是要用人工的，俗称打场。我因为表现好，身体弱，被生产队长杨树文安排和李哥到县城收粪。李哥，大名叫李文学，乳名叫李草漏子。因为他一出生就得了抽风病，家人以为他已死，就用谷草包着将他送到村外，但他命大，“哇”的一声又活过来了。从此家人及全村人都管他叫李草漏子，大号倒没有几个人知道。当时李哥赶车，我管钱和账。这样，我和李哥收了一冬粪，来年挂锄的时候，我和李哥又继续用大粪桶收粪。虽然收粪又脏又累，但比起庄稼活来还算是比较好的活。下乡第二年，春节刚过，春耕就开始了，农村素有“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说法。所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庄稼丰收与否，那就全看春耕如何了。种早了，天气凉，粉种子；种晚了，到秋没有成熟。因为东北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所以春耕必须要掌握好时机，要适时播种，这样才能保证粮食的丰收。春节刚过，正月初七就开始拿活，首要的任务就是往地里送粪。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不像现在，种地都用化肥，那时化肥很少，绝大多数地块都用土粪。土粪就是夏天用猪马牛羊和人的粪便，掺上土再掺上青草，在大土坑里用水沤一夏天，到秋前都起上来，用马车集中到一个大粪堆上。大粪堆一人多高，长宽几十米。需要用铁钎子，大锤将它们撬开，或用大镐刨开。然后再送往地里。这活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只见农民兄弟们一个把钎子，一个抡大锤，数九寒天，干着干着就浑身出汗了。因为抡大锤，不使劲儿是不行的。一锤下去，铁花四溅，钎子却纹丝不动，得几十下或上百下才能将硬如岩石的大冻块撬开。我们轮不动大锤，就当下手，用铁锨将撬下来的粪块清走。或者是跟车送粪。外边一米厚的一层都刨开后，里边就好干了，因为粪块没有全部冻实。这项活得干一个月左右。送完粪后，春耕正式开始了。先刨茬子，因为那时没有灭茬机，即使有也不能将茬子灭掉，因为家家户户还得用茬子取暖做饭。农活中刨茬子、滤粪是最累人的两样活，都赶到春天了。刨茬子是每人一垄，小组长（俗称打头的）在第一垄。开始后，只听响声一片，尘土飞扬，越干得慢越吃亏。因为刨茬子得将土打干净。后面的人就只有吃土面的份儿了。想往前干，无奈力不从心。一根垄还没刨到头，手上就起了好几个血泡，破了以后，钻心地痛，这样速度就更慢了。幸亏有好友帮忙。他们到头后，赶紧来接我们这帮知青，才使我们勉勉强强能跟上。滤粪，就更不用说了，一筐粪，非常沉，而且还要滤得均匀，非常难。好在生产队领导为了照顾我们，或者派一些其他的活，没有其他的活就让我们在蹚的垄滤粪，这几垄不用粪筐，只用铁锨将粪扬开就行了。这两样活，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心想当时是怎么顶下来的，简直不敢想象。所以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和农民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农民付出了艰辛和汗水，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最底层，在这里，曾经当过农民的我大声疾呼，尊重农民，爱护农民，没有他们，我们就将被饿死，向农民致以崇高的敬礼。过了刨茬子、滤粪这两关后，春耕就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场面了。只见村南村北，村东村西，到处都是犁杖，到处都是人群，扶犁的，点种的，点肥的，踩格子的，压地的。从早到晚紧张而有序。农民们恨不得将太阳支上，一天就将庄稼种完。因为农民，包括他们的家人，一年的希望都在这春耕里。经过日夜奋斗，春耕终于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小苗破土而出，不几天就长得绿油油一片，微风吹来，小苗随风摇摆，好像在告诉人们，我来了，我要快快长大。小苗长大后，夏锄开始，夏锄结束后，农村叫“挂锄”。挂锄到秋收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的活计有两大项。一项是积肥，为来年庄稼丰收做准备。一项就是壮劳力去草原打羊草。我们年轻人肯定得去打羊草了。羊草，顾名思义，就是羊吃的草。但生产队打羊草可不是喂羊，羊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它是用来喂牛、马、驴的。因为在农业生产中，马主要用于拉车，拉犁杖，打场；春耕时马不够用，也用牛拉犁杖；驴只用于压地、推碾子拉磨。牛、马、驴都要喂好，光靠粮食和草料是喂不起的，所以只能以吃羊草为主了。打羊草时，带上行李和洗漱用具，坐上大马车就往草原深处进发了。每人一把大钐刀，一块磨刀石，到草原后先要搭窝棚。然后挖井，以便人畜饮用，井水是碱水，非常涩，很不好喝。窝棚房框是现成的，只要棚上盖就可以了。井得一年一挖，老井过一年水就臭了。安排好住处，第二天一早，当太阳一露红时，就开始打羊草了。十几个人一字排开，还是打头的在前，两人一组，一个开趟子，一个扶趟子。打羊草既要用劲，又要使巧。如果一味使劲是不行的。遇到土堆时，要将镰刀抬高一点，不然的话就能把镰刀抡出去而伤着别人的。劲要使匀，慢慢地打，看着自己身后一片片倒下的羊草，嗅着羊草的芳香，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鸟儿在头上飞翔，真有一种诗情画意。所以说，在农村打羊草是比较好的一种活。一转眼来到双龙已经两年。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坚定地提出恢复高考，而且是马上恢复。这样，我和全国几百万考生一样冒着严寒，于1977年11月28日参加了中断长达11年的高考。1978年春，我有幸接到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双龙四队同时考上的还有刘铁军、夏远彬、赵玉民。当我离开双龙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既想走，又不愿意走。双龙四队——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3年，和广大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你们让我时时牵挂怀念。2014年9月份，好友赵玉民来北京，到清华大学来看我，我和他见面真是激动万分，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一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恋恋不舍地将他们夫妻送到圆明园。虽然，我现在身在北京，但我一定要在近期内抽出时间回双龙四队——我的第二故乡，我曾经洒下汗水和泪水的地方。去看望我的父老乡亲，我要好的兄弟姐妹。我永远不能忘记你们。[李胜文，长岭知青，1976年7月下乡到长岭县双龙公社双龙大队。]
制 作丨宫亚轩
编 辑丨王思佳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