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长岭】包晶华：那方水土那方人

那方水土那方人

包晶华

我在长岭一呆就是5年。

小时候，因为早上了一年学，所以，我没能赶上1970年的“四个面向”。作为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那个陌生的地方。 

我初中毕业于长春三中，班里有8个女生因为抱团儿，因为学习好，更因为行侠仗义而闻名全校，男生戏称我们是“八大金钢”，后加进一女生便成了“九大爷们儿”。我们兴致勃勃地商量组建集体户的事，并在全年级物色看得上眼的男生。后来，政策有变，为节约建房资金，69届毕业生不再组建新的集体户，一律插到原来的集体户里，我们的计划就此泡了汤。“九大爷们儿”中，除了我父亲在部队工作，她们都出身干部家庭，有两个还是区长的女儿。大家各显其能，差不多都在长春周边找到了安身之地，也有随父母走“五七”道路的。而我，是最没辙的一个。

长岭，是长春三中往届毕业生集中下乡的地方。1970年初的一个早晨，还未及梳洗，井瑞云和葛小平同学就来我家找我，井瑞云说，她妈妈一个同事的儿子在长岭的集体户很好，如我有兴趣，这个集体户同学恰好回家过年，大家可以见见。我们的见面安排在学校，我们3个女生，他们全是男生，大家相互介绍，听到我的名字，他们说，他们班里有个叫包晶海的，我说那是我哥。我哥和他们“文革”中都是一个派别的，彼此谁都不烦谁。

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交谈时，他们讲了一件事：集体户里有个叫郝志岐的同学给生产队看瓜，另外一个生产队队长的老婆偷瓜被郝志岐抽了两鞭子，那个生产队长便带着一帮人骑马把郝志岐手指打断了。全公社三四百名长春知青群情激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手持镐头、铁锹、铁叉等工具，把那个生产队长的家给砸了，多亏生产队长家中无人。要知道，这些年轻人可是从“文革”武斗的战场上走出来的。这个事件造成生产队长和一个知青被判了刑。听后心里竟生出一点小感动：真义气！不找别的地儿了，就这了！我们下了决心。

这是大势使然，没有别的路可走。打点好行装，义无反顾，没有留恋和不舍，没有伤感和悲凉。真的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们依然豪情万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那么多的机会，他们有那么多的选择，他们可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而我这一辈子都未曾有过。

我家住房的西面接出了一间厨房，厨房的墙壁醒目地刻上了“1970年2月24日”，我离家的日子，妹妹刻的。

在长岭西北部距县城70多公里处，有一个镇叫太平川，太平川镇以东五六公里处有个新丰公社，公社驻地以北4公里处，有个新民大队，又叫郭家店屯，再往北一点有个六户屯，六户屯有两个生产队，我们集体户在六队。太平川镇是我们去公社开会办事的必经之地，这个人口相对稠密又有小饭店、小茶馆的地方，对我们知青是有些吸引力的。四平到齐齐哈尔的铁路是长岭唯一的铁路，但由于太平川镇紧靠长岭西边，能借上力的也就那么两三个公社。长春到太平川镇的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坐火车还要在四平中转，时间要耗去整整一夜。离集体户最近的火车站叫于海屯，去火车站要穿过一大片草原。

这是风沙盐碱之地，碱特重的地方寸草不生，地面上泛起一片白色的碱花，生产队里会安排劳力用碱耙子把碱土搂到一起，然后，用大铁锅熬出一个个碱坨卖到供销社。用不了几天，地面上又泛起新的碱花。碱轻些的地方长出一种叫碱蓬子的矮棵植物，或喂猪或当烧柴。碱土有一定粘性，老百姓用轻碱土或做成A4纸大小的土坯砌墙或打来羊草与碱土和成泥状砌墙或直接用干碱土一层一层用木榔头凿实砌墙的办法盖房，房顶稍有一点拱型坡度，既遮风又挡雨。井水含氟量过高也使这儿的人几乎都是黄斑牙。这里没有山，高大些的沙丘叫坨子。沙子特别细，色泽和颗粒大小如同苞米面。坡地无需打垄耕种，一场风下来，便难分垄台垄沟了。在沙地和碱地走路是件困难的事，晴天沙地难走，雨天碱地难行，到太平川镇和到新丰公社，都是这样的路。这里的风很大，狂风裹挟着细沙无孔不入，被褥里、衣兜里、嘴巴里都有沙子。知青们以风为题做诗呤诵：“飞沙走石动地来，卷我屋上三重茅”，并戏谑“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才刮六个月”“大风不停、大道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而事实上，这里根本就不通电，家家点的是煤油灯。

生产队里不缺土地，是广种薄收的地方。除了玉米、谷子、高粱、大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外，红小豆、绿豆、糜子、荞麦、西瓜、香瓜、萝卜、白菜、土豆等也得种，生产队种啥农民才能吃到啥。由于没有水田，许多农民没见过更没吃过大米。此外，还种些适合沙地和碱地生长的经济作物，如蓖麻、向日葵、打瓜等，收获后卖给国家。队里养了一群牛、一群马和一群羊，马和牛用来拉车或耕种，偶尔也会宰头牛给大家分点牛肉。羊则是用来剪羊毛和食用的，马是绝对不能宰杀的。每年7月末割完麦子，是大家最盼望的时候，队里要宰杀七八只羊，全队老少聚在生产队的院子里吃羊肉、喝羊汤，酒足饭饱之后再拎着分得的一坨羊肉回家去。那时虽穷，但很少有人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家家养猫和狗却没见有人吃其肉。在地里干活时，常能见到野鸡、野兔和狍子，有个叫十三泡子的地方，那有很多野鸡、野鸭和野鸭蛋。

这里与内蒙古科左中旗相邻（当时科左中旗归吉林省管辖），许多生活习惯与蒙古族相同，比如骑马和放牧、吃牛羊肉和喝红茶。值得一提的是喝红茶，有茶叶末也有茶砖，红茶掩盖了碱水的苦涩。即使是夏天，也要把盛着浓浓红茶的茶壶放到火盆上炖得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红茶的细末在茶壶里上下翻滚，喝茶的人汗流浃背，好不惬意。我的姓也让当地许多人认为我是蒙古族，其实，我是满族。

政治队长叫董焕，红红的脸膛，大大的嗓门，说话骂骂咧咧的，愿意喝酒且一喝就醉，后来当了大队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我晒得黑不溜秋，他就叫我“包黑子”。她的妹妹董桂兰是妇女队长，成了我的好姐妹。还有一个好姐妹叫张志珍，她的爸爸是公社干部，她和她的妹妹张志芹不仅相貌姣好，而且还显得有些教养。后来，张志珍被她爸爸安排到新成立的太平川玻璃厂工作，一直在镇上生活，她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军校。前两年，我们还有联系。那时候，我没少到各家吃饭，张志珍和董桂兰家做点好吃的就把我叫去，我们也把她俩带到长春玩了一周，好像就住在我家。生产队长叫于海，老实巴交的，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是个好庄稼把式。于海的媳妇可是个茬子，她丈夫领着铲地，她就在不远处边屙屎边薅韭菜吃，臊得于海脸都快没地方搁了。天热时，她赤裸着上身抱着孩子到处转悠，有男人凑上前去挑逗：“这孩子咋长得像我？”晚上队里开会，她一屁股就能坐进人家怀里。保管员姓姜，这活在农村是个好活，一般都是那些较认真甚至有点心计的人去干。队里有几兄弟姓孟，老三叫孟凡臣，是下放的“五七”战士，由于有工资收入，家境明显要好些。老大叫孟凡礼，家里孩子很多，大的叫锁琴，下面的就二扁、三东、四搭、老丑子、八孩子地叫。为了祈福好养，当地习惯给孩子起个上口的小名儿。

生产队队部门前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挂着一口铁钟，钟声就是集合令，家家户户的劳力（当地人称能出工干活的人）听到钟声便在生产队聚齐，由生产队长派活。我第一天干活是与另外两个女生跟着生产组长（又称“打头的”）刘景财割柳树条，队里编筐用。快到中午时分，刘景财把几块晒干了的牛粪码在一起，又捡了点干树枝作引柴，点着火后，竟把两个玉米面大饼子放在了牛粪上。看得我们仨目瞪口呆。前年，刘景财给我打电话，他来长春儿子家，我尽可能把集体户同学找来，和刘景财一起吃了个饭。

我这个人动手能力极差，缝个补丁、补个袜子还将就，做棉衣、棉裤就太难为我了，都是屯子里的大婶、大娘和大姑娘（当地人称未婚的女劳力）帮我一针一线做好。干农活我也是最笨的，大伙就手把手地教，像套车呀、拴牲口呀、开高粱苗呀……干活真累呀，严重超负荷的劳动让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难以承受，睡眠也严重不足。天短的时候晚上有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抓阶级斗争，天长的时候从凌晨3点到晚上8点多，除了中午不到两个小时的休息，其它时间都在田间劳作。那时不用化肥和除草剂，又是大帮哄大锅饭年代，干活都胡弄，地荒草多，荒草盘根错节，每一锄下去都要十分用力，否则，不能把草连根铲掉。有些耍滑头的人顺势用带出的新土将草盖上，查边的人（检查质量的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田间管理要三铲三镗，可地里依然荒得很。我不会做假，很多时候我铲得慢了，姑娘们便七手八脚一人几锄头把我接到地头。一到地头，就枕着锄杠躺在地上不愿起来。上下午各有一次歇气儿，姑娘们便互相找头发上的虱子和抠耳朵眼，我没有虱子也愿意让她们在我的头上摆弄，比按摩还舒服。最怕的是割地，常常割破手，有时流血了，姑娘会从腰间“哧拉”撕下一布条为我包扎。遇到苗稀的边垅，她们会让我们女知青去割。大田里的活，除了没扶过犁外，其它的活我都干过。那时，重男轻女，男成年劳力是整劳力，日工分是10分。女成年劳力是大半拉子，日工分是7分。小孩子是小半拉子，日工分是5分。劳动量也有差异，比如铲地，整劳力铲3根垅，大半拉子铲2根，小半拉子两人铲3根。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大半拉子和小半拉子由妇女队长带领去另外的地块或干另外的活。大姑娘们一旦成了人家的媳妇便不再到生产队干活，除非队里实在太忙，比如，夏天给谷子地薅草，秋天掰苞米或扒苞米，需做很多工作才能把一些妇女动员出来干个三天五日的。我们队的工分日值还真不低，大约2元左右，年底一算账，我这个大半拉子竟然拿回200元钱，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巨款了。

六户屯的农民们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用快被吮吸干了的乳汁慷慨地滋养了我们。

在于海屯车站下车，一辆马车来接我们插户的3个女知青，车上两面红旗迎风招展，集体户门前有人敲锣打鼓地迎接，屋子里热气腾腾的馒头已经出了锅，馒头的碱没使匀，一个个深褐色的斑点就像贴上了一层花纸。

集体户有8个男生，我们新来了3个女生。男生们比我们大三四岁，19岁或20岁的样子。之前还有叫李守发、陈云鹏的两个男生当了兵，虽未谋面，但看得出来，他俩在大家心中很有位置。据说，李守发在部队发展得很好，是一名职业军人。户里原来有叫杨林和刘立军的两个女生已转户，老百姓给我们讲了很多她们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挑水，后面人踩前面人脚之类的趣事。我们的到来，给集体户带来了一些清新的生气。

集体户在屯子的紧西头，挨着集体户有几排高大的杨树，由于是盐碱地，当地的树一般都长不直长不大。户里有5间房子，西面是没有任何隔断的3间是男生宿舍。中间是厨房，当地人叫“外屋地儿”。东面1间是女生宿舍。正房西面是仓房，前面有水井，后面有厕所，左面是猪圈。集体户的房子在屯子里是很抢眼的，不仅宽敞，窗户框还刷了蓝色的油漆。

算我有福气，碰到了一个好集体户。那时，很多集体户缺吃少烧，知青们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和当地的农民关系处得不太好。我们户8个男生像兄弟般地团结，他们把集体户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猪、养鸡、养狗、种菜、做酱和腌菜等安排得妥妥贴贴，干稀搭配、粗细调剂得十分得当。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来或有人外出，集体户便改善伙食，也就是吃鸡蛋，吃馒头，这在当时是奢侈的事。杀年猪的时候，会像农民家一样，把各家的主要劳力请来大吃二喝一顿，一半猪肉就没了。谁家盖房子打井，也会派几个人代表集体户去帮工。我们户的日子过得比当地很多农民都好，引来不少羡慕和称赞。

户长叫邵春华，性情温和，心细如发，是户里最英俊的一个，一有空闲就拿着抹布到处擦拭，户里总是窗明几净。我们3个女生开始不会生炉火，他常过来帮忙。我下乡的那年，开始抽调知青参加吉林油田开发，那时叫“70油田”，邵春华是第一个被抽调的人。邵春华走后，刘质洁当户长兼炊事员，户里大小事全由他张罗，他腿脚有点毛病，不方便干大田里的活。刘质洁是第二个被抽走的人，记得我们户分到一个抽调的名额，有人提议说刘质洁腿脚不好，以后怕没机会，这次让他先走，全户没有任何争议。后来，质洁在吉大第一附属医院开车，有时能见到他。罗春生，高高瘦瘦的个子，脸上总挂着笑，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大家叫他“罗皮尔将军”，他也到了70油田。后来，在省政府乐府宾馆车队退休。郝志歧也是大个头，性格豪爽豁达，大大咧咧，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第一次看见正在交配的狗，我惊得大呼小叫：“不好了，两只狗的腿蹩在一起分不开了。”郝志歧拿着一条鞭子出来，训斥道：“懂啥？进屋去！”两鞭子下去坏了狗的好事。他先在油田工作，后来不知什么机缘到河北一家企业做了管理工作。罗春生、郝志歧的洋琴都弹得不错。金荣盛个头不高，少言寡语，一天说不上10句话，脾气有点倔，很有主意的那种人，户里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他不声不响地修好，他还经常帮各家各户焊锅焊盆。段元弟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他不是长春三中的学生，好像是长春十三中的战宣队长。那时，除了政治歌曲外，听不到别的音乐，户里有几样乐器，段元弟他们几个男生闲暇的时候一起演奏，最爱听的是那首《江河水》，如泣如诉，凄婉悲凉，我百听不厌，如醉如痴。段元弟学会了针灸，有时背着药箱给老百姓看个小病。到集体户好几个月了才见到丛树凯，他出民工去了。丛树凯是核心人物，有点像大家的精神领袖，男生们提到他时用的是敬佩的口吻，对他有一点小崇拜。他对我们几个女生很不屑一顾，我好像都没和他说过什么话，他也好像从来没用正眼瞅过我一眼。丛树凯在我们户是发展得较好的一个，在南湖宾馆干过，在乐府宾馆当过副总，最后在省政府办公厅退休。在我们3个女生中，井瑞云最先抽走，到乾安县大布苏化工厂工作。听说，她嫁了同厂的北京知青。葛小平转户到长春近郊，后来，换了几个单位也都不如意。

在集体户呆得时间最长的是陆继轩、刘新民和我。他俩都受到家庭“历史问题”的影响。陆继轩戴一副眼镜，显得极成熟，懂得的事情较多，为人处事很圆滑，说话有点油腔滑调，一副把人世间看透了的过来人模样。在他眼里，我们都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子。由于眼睛近视，生产队安排他赶大车，现在还能想起他在那缝套包的样子。一次，他让井瑞云给他倒洗脚水，看井瑞云不大情愿，就一连气地说：“你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和蔼可亲，向井瑞云学习！向井瑞云致敬！”弄得井瑞云哭笑不得，大家听了乐不可支。

刘新民是最后一个离开农村的，他也是小个子，说话有些结巴，爱喝酒且容易喝醉，有点小才气，能写会画，经常给老百姓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各家墙上“反对贪污盗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标语都出自他的手。他走到哪儿，画板就带到哪儿，看到啥画啥。坐火车时，沿途各火车站的素描跃然纸上。公路上几个人在维修出了故障的汽车，他拿起画板就从窗户冲出去。他的画作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很吻合。记得有一幅画叫《甘雨》，画的是几个知青在屋内学《毛泽东选集》，窗外的向日葵受到小雨的滋润。他有一套刻刀，有时也作木刻画。一次，他过生日，一个人跑到太平川镇喝酒，又到茶馆喝茶，遇到一帮浙江知青，唠得挺投机，互留了姓名和通信地址。这以后，这帮浙江知青闹出了事，提出“联合404，宁带808，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据说，抢了粮库还杀了更夫，被抓后把刘新民供了出来。县公安局来人把刘新民控制起来，让他吃住在大队部并派人看管。公安局认为刘新民有创作和组织能力，是这次有组织、有预谋、有反动口号的重大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此间，刘新民的家中发来3封患喉癌的父亲病重的电报，都被压下了。大队书记无奈地说：“刘新民呀，你是留到新民了（大队的名字是新民大队）”。刘新民一直想考沈阳鲁艺，也因政审灰飞烟灭。后来，他到了长春市一家木器厂工作，发挥自身特长开始从事家俱设计，出版了我省第一本家俱图册。再后来，他发奋自学英语，考进省外贸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家俱科。我结婚时的家俱是刘新民设计的，他说是“捷克式”家俱，现在早已不见了踪影。

那时，也会听到我们公社蛤蟆沁大队年龄较大的高中毕业下乡的知青谈恋爱的事情，心里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新奇？心动？鄙夷？真的说不清楚，都有吧。那个年代，像“恋爱”“爱情”“爱人”这样的字眼都是羞于说出口的。我们户没见哪个痴男怨女擦出火花，还是年龄太小了。感觉郝志歧对井瑞云有点好感，段元弟、丛树凯、陆继轩对葛小平有点好感，仅此而已。

那时，也会听到周边集体户知青们的故事，有个发音叫“遇明纯”的知青，是一著名科学家的儿子，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基本不能干活，常干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的象棋下得好，有个叫李红的知青歌唱得好，遇明纯引以为豪：“遇明纯的象棋压倒长岭县，李红的歌声震动太平川”。还有一个记不得名字的知青，用大萝卜刻了不少公章，一次，还尾随从太平川镇取现金的公社会计到了公社，天黑后，撬门别锁把钱给偷了。公社给他办培训班，他情绪低落，做诗一首：“月下沙坨愁愁愁，遥望南天泪双流，敢上九天求玉树，一条腰带挂上头”。

户里同学陆续走了，集体户由盛而衰，虽苦犹乐的日子不再，少了欢声笑语，多了沉闷凝重。后来，与当地生活习惯无太大差异的太平川知青来了，穿紧身裤的、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的浙江知青来了。再后来，我、刘新民和另外几个太平川知青并到大队所在地郭家店屯一队集体户了，集体户的主体是长春三中高中毕业的同学。知青们的构成相对复杂，心理不再单纯，彼此间缺了和谐和融洽。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是那种真诚、实在、老实的人，这种人在什么环境里都不会太招人烦，质朴的农民更是如此。当年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愿意写点东西。197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我的短篇小说《出车》被收到县里编的一本集子里。因此，在县里有了一点小名气。一直渴望上大学，但县里不允许。1971年，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团。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经人举荐调入白城地区妇联。一路走过来，看似顺风顺水，其中冷暖自知，甘苦自知。

有时问自己，我年轻过吗？我的花季少年、我的无悔青春哪去了？我跨越了那段也缺失了那段。我孱弱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责任，天真无邪的脸上过早地写上了沧桑，尚未成熟的心智过早地学会了隐忍和坚强。美好和浪漫，今生注定与我无缘。虽如此，说起长岭，感激和感恩之情依然在内心涌动。因为，我的人生在这里定制，这是我出发的地方。

那是沉封已久的记忆。那一段在我人生经历中不算太长，但却刻骨铭心。

那年，我16岁，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今年（2015年），我60岁，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