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琐忆
王月英
上个世纪70年代，正值我们走向社会开创事业的年代。 1972年7月17日，我作为一名浙江余姚知青和全国广大青年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名赴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我家住余姚三管堂路64号，当时是一个21岁的姑娘，家中姐妹4人，我是老大。我既想为家中挑点担子，为父母分忧解愁，又一心想建设祖国的北大荒。于是，胸戴大红花踏上了北上的征程。1972年，人们的生活都很拮据。我母亲送我上火车时，她把自己手上的一块手表戴到了我手上，说北大荒时间是看太阳的，有了手表方便多了。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感谢这伟大的母爱！ 7月17日傍晚4点15分，火车“呜——”的一声长鸣，车站内父母送子女，兄妹送哥姐，难忍离别之情，好一个难忘的场面！我在火车上自己感到比别的知青年纪大一点（因还有十七八岁的），就主动到车厢服务点帮忙，正当火车快到蚌埠的地方，我在车厢帮洗碗，因为当时手表是较贵重的，所以我从手腕上摘下来，怕洗刷时浸上水。可是一不小心表从手上滑落，正好落到下水道直坠火车轨道。因火车飞快地跑，从此，手表就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心疼得难以名状，这不是一块手表，是伟大的母爱啊！当时列车乘警和工作人员特别重视这事，说是知青的事一定要想法办好，一定要把手表找回来。我想：“天哪！这怎么可能？！”我心里空空的。乘务段领导当场就与蚌埠车务段联系，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那块滑落的手表。 我们到长岭县三团公社七十六大队朱家窑屯的第5天，那只蕴含母爱的手表从遥远的蚌埠奇迹般地飞到我手中，我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已。我紧紧地攥住手表，眼含热泪，生怕手表再次失去。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表，而是整个社会关爱重视知识青年的一份心啊！来到了朱家窑集体户，我被推选为17人的集体户户长。我们所在屯的经济条件比较差，一个劳动力每天挣10分，只能分得2分5厘钱，只能买1盒火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天天随着老户长出工，学铲地，割麦子，点籽，踩格子，扶犁……农活一件件学，学会了跟着生产队长争先恐后地干。一天铲玉米，一垄地有好几里路长，一边铲一边看前面带队的。我弯着腰一口气把一垄地铲完了，可回头一看，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女孩只铲了不到半垄地。我二话没说转身帮她去铲，又一口气铲到那女孩地方。因为腰弯得时间太长直不起来了，走路疼，弯腰疼，说话疼，连喘气也疼，真没办法，急得我直掉眼泪。人家干活我追不上，人家高兴，我笑不起来，一连好几天才缓解下来，终于松口气。队长和战友们都叫我多休几天，我说能撑还是干活去好。我心想，到这里是建设边疆和磨炼自己的，要休的话不如在老家好了。最艰苦的活还是起牛圈。早上5点钟就出工，跳到刺鼻臭的牛圈里，用铁锹往圈外扔牛粪，真是又臭又累，干了好半天太阳刚出来，心想要是在余姚我还没有起床呢。 1972年12月份，经田宪林和李晨介绍，我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73年年底，公社考虑到我们屯经济条件特别不好，让我们挪户到七十二大队苑家街。从此，我也被“结合”到大队里，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这期间，我照样干各种农活，管理集体户，还下去包队。有一次传达中央文件去一个离我们12里路的小队长家（那时候没汽车、自行车和摩托车），只能步行，上午去，下午开会，开完会，下午4点左右往回赶。冬季4点左右正值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已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我加紧脚步往回走。虽然有人叫我外号“铁姑娘”，胆子比较大的，可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走也不免有些紧张，怕野兽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我越走越快，人也暖和点。突然看见离我有五六十米的地方，横穿过来一只大的和两只小的狗一样的野兽。我放慢了脚步，定睛一看，啊！我真的遇上狼了。听老乡给我们讲过狼的尾巴和狗的不同，就在于狼尾巴长而往下搭，上半截细下半截粗，这下我真害怕了。此时，我想起老乡给我们讲过遇到狼时，狼要追人，第一不能跑，第二它要搭你的肩膀，你千万不能往后扭头，一扭头要咬住你的喉咙的。我首先用大衣把头包住，保证它咬不到我的喉咙，稳步向前，狼见到我就不走了，站在我前方。我心急速地跳着，但暗暗地给自己说：“别慌稳住，要来真格的了。”我把棉大衣包住头，学一个武松打虎一决雌雄！狼可能也怜惜我这个小姑娘吧，看着看着搭着粗大的尾巴，领着两只小狼径自走掉了。天哪！我胜利了，急忙向集体户赶路。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胆，不回头地一口气走到了集体户。一到户里，我们知青一看我的脸色不好，忙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结巴着说：“狼，狼狼——”几个男知青赶忙拿着棍子赶出去，可狼已无影无踪了。这件事在我脑海一直占着一角。1974年12月，我第一批被抽调到白城地区乌兰浩特水泥厂工作。在三团公社的两年半时间里，这片土地不但养育了我，还给了我很多荣誉。一次被评为“长岭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工作者”、两次被公社评为“先进工作者”。回忆这磨炼中第一关就是生活关。我们浙江吃的顿顿是大米饭，连面食都不太愿意吃。可到了长岭三团，基本上都是吃粗粮。我们这些细皮嫩肉小嗓子的姑娘、小青年们怎么咽得下啊！而且吃惯了东海海鲜的嘴，可这里连蔬菜也紧张，但没办法，泪水就着玉米饼子充饥吧，慢慢地也吃下去了。记得有一次，男宿舍里传出叫痛的声音，我和几位一起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叫陆社会的男生脸色煞白，说是肚子痛。我赶忙找生产队长求救，生产队派了一辆马车，我和王善龙一起送小陆去公社卫生院，一检查是阑尾炎，先挂了盐水点滴。后半夜两点多钟，坐马车一起回来的。东北的深夜，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冷的，用被子盖还冷呢，再加上方圆几里路没有一盏灯。坐在马车上也有点害怕呀！这样的事情我遇到不止一次，人人都在磨炼，人人都在进步成长。1974年12月，我报到乌刚所属水泥厂，担任了厂专职团总支书记，工作变了，环境变了，但建设北大荒的心没变。我尽职尽责完成各项工作，得到了厂和乌兰浩特市的肯定，多次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先进团干部。因为我父母都是50年代老党员、企业干部，受到长辈的训导，对自己总有一个较高的要求。1979年，为照顾我夫妻两地生活，我调回浙江余姚市土特产公司担任工会主席和办公室主任将近30年。我从一个小知青到如今，最美好的青春8年是在吉林度过的。现在，我们都已成为花甲老人了，成了孩子的奶奶和外婆。我们在下乡40周年时相聚了，自己各自介绍交流了分别的情况，思念战友胜似亲情。我们畅谈之时同时也怀念在长岭第二故乡的老乡们，是他们悉心教我们适应当地生活，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会农活。逢年过节请我们到各家去吃饭，杀猪了叫大伙去吃肉，没柴烧了给我们送来柴，夏天送菜，冬天烧炕。怕我们不习惯陪我们讲常识，讲东北的各种有趣的事情。我记忆中有张大哥、王大姑，我的入党介绍人田书记、李叔、费连贵、费连友等小兄弟，真是想他们啊！于是，去年我们组织了四十来人飞向了第二故乡。啊！长岭变了，路变宽了，房子变高了，生活水平也好多了，市场上的东西应有尽有，汽车满街跑，穿着也很时髦了，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到了苑家街，想见的想感恩的好几个人却再也见不到了……见到了一些健在的老乡，都是热泪盈眶，都争着把我们拉到家去。我们围在一个大圆桌，敬酒畅谈，半辈子的话都想一下子倒出来，别说多高兴了！因时间关系，我们只住了3天又奔向各自去拜访的第二故乡，依依不舍挥泪告别，我说：“我们难忘的第二故乡，我们一定还会来看你们的！” [王月英，浙江知青，1972年7月下乡到长岭县三团公社七十六大队。]
2014年8月，长岭、浙江知青姐妹在太平川火车站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