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插队选择
1966年，我在北京师大一附中上初一。“文革”以后，我们被称为“老三届”，即1966年在校的，按正常毕业的时间分为66、67、68三届的学生。我就是其中最低的一级，68届老初一的学生。那时候，大人们都忙着闹“革命”。大一点的中学生也跟着凑热闹，在学校斗斗老师什么的。后来闹起了“红卫兵”，中学生开始走上前台。斗争大方向转向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和“封资修”。大一点的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我们这些小的就跟着起哄，看热闹。参加红卫兵就是为了出去串联，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后来，斗争大方向又转了，以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刘邓陶”被打倒了。革命群众闯进党和政府的领导部门夺权，整个社会逐渐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1964年，谭晓光（右3）全家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家中合影。我的父亲谭震林，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对当时的情况极为忧虑和愤怒。在1967年2月的一次党内生活会上，我父亲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反对他们搞的那一套，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我父亲成了“黑干将”“急先锋”。但是，当时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大概情况我们都是从“造反派”大字报上知道的。父亲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会上的情况，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直到他去世。1968年4月，我们小孩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父亲被软禁在中南海，母亲则进了秦城监狱。从此，我就从一个响当当的“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后来，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国家开始组织中学生到农村插队。在北京，66届毕业生大部分去了陕北，67届大部分去了山西。到68届时，北京开始招工了。我们学校很多人到了北京的“带钢厂”“一通用”或“二机床”等，也有很多人去了海淀区清洁队。但据当时学校“工宣队”说，他们把我的档案拿到各招工单位，没有一个单位敢要我。再加上我当时一心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插队大军。我们很多同学都自己找门路到其他地方插队了，我则是老老实实按北京市的安排到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这时已经是1969年4月了。
谭晓光，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曾任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技术首席。1989—2002年在北京市气象科学研究所从事气象应用软件开发。主要研究和开发成果有：使用常规资料制作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开发短期预报工作站，在为1990年亚运会气象服务中发挥了作用；参与开发了MICAPS系统，在全国中短期预报中使用；对数据仓库技术在天气预报中的使用潜力进行了研究；参与北京地区短时预报系统研究。完成MICAPS第一版及第二版全部软件工程文档；2006年在应用气象学报发表文章《数据仓库在预报决策中的应用探讨》。我们插队是统一坐大巴到北京站的。我坐大巴到火车站时，火车站已经有很多人了。有些人在抱头痛哭，我觉得很纳闷儿。插队不是好事吗？干嘛哭呢？又不是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在我心里，这次出门就和以前大串联一样，出去玩玩儿，还会回来的。其实，我心中还有点小小的窃喜，从此终于独立了，不再受大人管了。当年我17岁。我们学校到长岭插队的只有我和高中的一个同学吴今杰。在火车上，我们坐对面，一路聊天。他只比我大3岁，知识可比我丰富多了。一路上都是听他给我侃。他已经会抽烟了，给了我一支。于是，我抽了人生的第一支烟，是东北出的“大生产”牌的。我们俩都聊了些什么，现在几乎都忘了。但是，当时他给我侃的“烟经”倒是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当时最好的烟是“中华”和“熊猫”，但是太贵了，又不好买。此外，“牡丹”是最好的。“在上衣口袋里放一盒牡丹烟就跟放了一盒香精一样，特香。”他说得我心动不已。
1969年，谭晓光到长岭下乡插队之前在天安门广场留影。所以，当火车到了长岭县的火车站——太平川车站后，我一下车就到商店买了两盒牡丹烟。长岭县革委会在太平川镇开过欢迎大会后，我们又统一坐大卡车到了长岭县城。从县城我们就换乘马车各奔东西，当晚就到了插队的村里。我插队的地方是离县城不太远的太平公社拉拉街（老乡把这个“街”说成“gai”一声的儿化音）大队一小队。当晚，队里的贫下中农非常热情地给我们开了欢迎会，使我们感到很温暖。会上，贫下中农说了很多欢迎我们的话。唯一记得的是，我一高兴连抽了两根牡丹烟，把自己给抽醉了。抽醉烟的感觉非常难受，吐了好几回，头疼欲裂。弄得我再也不想抽烟了，两盒牡丹烟都给了吴今杰。戒烟了！我们没有直接插到老乡家里，而是全体知青在村里成立了一个户，叫“集体户”（有的省份叫“知青点”）。我们集体户里有十来个知青。户长是年纪最大的老姚（姚鼎强），他是我们学校对门儿外语附校的学生，学法语，已经高三了。同在这个集体户的还有老吴（吴今杰），他是和我一个学校高中班的。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中将，解放时抛妻弃子自己跑到台湾去了（但有人说他父亲也可能是地下党，潜伏到台湾去的）。这个背景，加上在“文革”初期反对一些老师的斗争，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因此也没人敢要他，只好跟我一起插队了。还有韩康，是和老姚一个学校的帅小伙儿，很能干。他也是高干子弟，是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的小孩。还有成子（张志成）、小桑（桑印华）、保华（张保华）等，就不清楚是哪个学校的了。成子只比我大1岁，但比较老成懂事，能拿主意。小桑个儿高高的，很帅。女生有鸭蛋（周少莹）、小琴（李淑琴）和温玉珍。鸭蛋又高又胖，也比较懂事儿。温玉珍很调皮，有维吾尔族血统。农村的生活肯定是比城里要艰苦多了，但对我们来说也充满了新鲜感。长岭以吃玉米为主，第一次吃贴饼子时，感觉像吃蛋糕一样。整个大饼子黄黄的，暄暄的，贴锅的那一面烙得焦焦的。口感很好，觉得很香。虽然是玉米面的，但掺了好多大豆面，增加了香甜的味道，而且营养丰富。比现在饭馆里卖的贴饼子个儿大多了，也好吃多了（但后来常吃就不行了，现在一见到玉米就头疼，已经吃伤了）。主要问题是没菜和没油吃。我们到队里的时间正好是四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油就不要说了，菜也主要是大葱腌的咸菜。但由于我们的行期一再推迟（原计划是1月份到，但多次推迟，一直推迟到4月份），队里给我们腌的咸菜是腌了好几茬，坏了好几茬。等我们到队里时，已经没有咸菜吃了。大队里负责管我们的贫协主席周主席（周冠五）和小队的李队长（李广富）为我们的吃没少操心，想尽办法解决我们的吃菜问题。但当时条件实在艰苦，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家都没菜吃。所以，我们经常是贴饼子就盐水或醋精吃。好在粮食充足，大饼子管够吃。五月节到了！在我们村里，全年只过3个节：春节、五月节和八月节。五月节其实就是端午节，八月节就是中秋节。这两个节分别是“冬半年到夏半年”和“夏半年到冬半年”转换的日子，五月节老乡们就要把冬半年的衣服换成夏半年的衣服，叫做“换季”，也意味着青黄不接的季节终于过去了。有些老乡就要宰口猪庆祝一下。我们知青什么都没有，怎么过节呢？周主席有办法。他拿着一个筐，从村的这头一直走到那头，每家要一个鸡蛋，这叫“齐鸡蛋”，就是每家都要奉献的意思。我们大队之所以叫“拉拉街”，就是因为大队里的各小队是沿着一条长长的街一溜排开的，最东头是第一小队（我们队），最西头是第七小队。周主席从东头走到西头，哪个队都落不下。结果给我们齐了一篮子鸡蛋，够我们吃好几天的了。这是我们插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荤腥儿”，我们打心眼儿里感谢周主席和贫下中农。这件事使我们感到我们是受贫下中农爱护的，不是没娘的孩子。给我们温暖的还有中央文件。因为插队初期，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迫害知青的问题，中央特意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照顾和保护好知青。从长岭县到我们小队都贯彻了这个文件精神，对知青都很好。例如，我们队的老乡每人每年500斤粮食，而每个知青每年给650斤粮食。过五月节时，老乡还请我们到家里吃饭。第一次到老乡家里，感觉什么都新鲜。老乡对我们特别热情，我们吃上了东北典型的杀猪菜，还第一次尝了点儿白酒。我们当时都不会喝酒，只有韩康会。老乡对我们已经很客气了，只给我们用特别小的小酒盅喝酒，我们还是不行。最后，敬我们的酒都让韩康给喝了，这家伙不知道能喝多少酒，让我很佩服。韩康不但能喝酒，还很能干，干起农活不输给当地老乡，在我眼里就是模范。可惜，没多久他就转走了，到安徽插队去了。但我想，他不管到哪儿都差不了。我们一开始没房子住，就暂时住在小队的队部里，直到给我们的房子盖好。队部是每天早晨派活儿的地方，有时队里开会也在这儿。喝水就从附近的井里挑，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挑水。水挑到缸里，也不烧开，拿瓢就舀着喝，可没在城里那么斯文了。当时只有浅水井，水质比较差，含多种微量元素，有些是对人体有害的。特别是氟，可导致大骨节病。我们当时并不懂这个，照喝不误。当时年纪比较小，满心都是玩儿，农村广阔天地就是玩儿的天地，也不注意个人卫生（我后来被大家封为“百万雄虱”的虱长）。于是，没多久我就开始拉肚子了。拉肚子一开始来得很猛烈，大便还带脓血。到长岭县人民医院一检查，确诊是痢疾。于是，就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医院管伙食的是一个特别和蔼的老大叔。有一天，他高兴地对我说：“明天早晨咱们吃馃子。”我以为是苹果或梨之类的水果，插队以后还真没吃过水果呢。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看是油条。后来才知道，东北人把油条就叫馃子。也不错，插队以后也没吃过油条呢。出院后，痢疾是治好了，但拉肚子就一直没停。每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要拉一回，拉得浑身没劲儿，回来睡到床上就像死了一样，人瘦得皮包骨，吃了好多药也没管用。现在想起来，当时就可以病退了。当时，有很多知青得了重病以后退回北京的。但是我根本没想这些，我自己就没觉得这个病有多重。我还没玩儿够呢，怎么能回北京呢。后来，拉肚子逐渐有所好转，但一直没停。直到秋天回北京，在火车上还拉肚子，到家以后什么药也没吃就好了。现在看来还是有水土不服的因素在里面。在我拉肚子期间，好多人关心我。我们集体户的知青都很照顾我，尽量帮我分担一些体力活。老乡也很关心我，尽量让我干一些不需要太多体力的活。现在看来不病退也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有一天参加完春季的搂草，在回家路上突然感到非常困。我就和其他知青说我太困了，先在路边睡一会儿，让他们先走吧。结果大家死活不让我睡，硬把我哄回了集体户的家里。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怕我一睡就醒不过来了。小队刘队长（刘家山）后来说，当时都怕我活不过来了。大队的医生王大夫还专门到集体户来看我，给我开了“人参健脾丸”和“参苓白术散”，可是吃了以后也没管用，但他的一片心意我是领了。其中印象最深的事还是和抽烟有关的。当时不但拉肚子，而且一天到晚肚子胀疼，非常难受。后来我拉肚子好一点，就坚持参加一些轻微劳动。一次劳动时，宝华看我肚子疼，就给了我一支勤俭牌香烟。我当时心中还有点抽醉烟的余悸，壮着胆子抽了一根。结果放了几个屁，肚子就不疼了。后来我肚子一疼就抽一支，以后就长期抽起来了，我的抽烟历史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后来，我总说我是为了治病才学会抽烟的。现在想起来，当时就是肠胃虚寒太厉害，抽烟可以温热肠胃。虽然治不了拉肚子，但肚子疼算是好了。没想到的是后来每年夏天都要拉肚子，每次都是先拉痢疾，然后转成一般的拉肚子，要持续整个夏天。我也不去医院了，就自己整点儿氯霉素、红霉素或小檗碱（黄连素）之类的药物。后来看医书，说是细菌性痢疾是有免疫力的，得了一次就不会再得了。但是一共有4种细菌性痢疾，要得全了以后才不会再得。我插队3年得了3种，后来到桂林以后还得了第4种，是吃广西的一种叫“乃母草”的草药治好的。以后就再也没得过痢疾了。但拉肚子对我的身体损害很大，使我插队的劳动表现大打折扣。1969年秋天，为了准备与苏联打仗，林彪发布了“一号通令”。进北京需要省级以上的介绍信，火车站不卖到北京的票。这样很多秋收以后准备回北京的知青就都不能回去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卖到北京的票，大家就买到唐山或天津的，然后坐长途汽车进北京。后来还发现能买到黄村的票。黄村就是北京的大兴县城，坐公共汽车就可以进北京城了。外地火车站卖票的可不知道这个，我就买了到黄村的票回北京了。那时，我们住在西四附近北兵马司胡同的中直招待所。有一天晚上，和哥哥姐姐们来到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招待所，见到了父亲。这是我们搬出中南海后第一次见父亲。原来，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父亲要被疏散到外地了，这是临走前见我们一面。当时气氛很紧张，哥哥姐姐们默默地帮着父亲收拾东西，也没说几句话。后来，我母亲也要到父亲那儿去了，我们也是在中直招待所见到了母亲。那时她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再后来，我弟弟和我最小的姐姐也到了父母那里照顾他们。其他的哥哥姐姐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分配到工作单位。这样，我们在北京就没有家了。而父母在哪儿那时也是秘密，我们是不知道的。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得到父母的消息。后来的几个冬天我都是在长岭度过的，直到1972年去桂林。我们是太平公社拉拉街大队一小队的知青。我们小队的队长是李广富，还有副队长刘家山，会计刘家青两兄弟。老乡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长岭县太平公社拉拉街大队刘家山老伴谈起谭晓光时说：“晓光那孩子很懂事！”我们集体户的房子盖好后，就和老徐家和老刘家（刘队长）成了邻居。老徐家壮劳力多，一家5兄弟个个能干，也没分家。据说，他们家的老太太以前还是跳大神的（有文化）。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家的小孩还是个“小半拉子”（能干点轻活，每天挣三四分），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个“大半拉子”（每天挣六七分）了。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和刘队长家串门。他们两家上上下下都和我们很熟悉，对我们的生活也都有些照应。跟我们熟悉的还有村里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青年。最熟的要数杨海、杨河兄弟俩了。他们经常到集体户串门儿，聊天儿。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使我们懂得了很多东北人的习俗和逸事。冬天猫冬的时候是聊天最好的时机。我们烧了个炉子，上面坐上一壶水，煮上红茶。把大嗑儿（东北的大葵花籽，特别好吃）往炉子盖上一撒，烤熟吃。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当时觉得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还有小卜，只记得姓卜，忘了叫什么了。好像是个外来户，身体挺棒。他的小孩大冬天还光着屁股在外面跑。现在也应该有一大把岁数了，身体差不了。还有老丛，据说，老丛过去当过八路军。剿匪的时候，他所在的连队在拉拉街被几千“胡子”包围消灭了，成为著名的“拉拉街事件”。老丛活下来了，就落户在拉拉街。和我们最熟悉的当然还是直接关心照顾我们的人了。大队贫协主席周主席，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和我们聊天。看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及时帮我们解决。公社负责知青的张立本，还有县里知青办的李志明主任，都来过我们的集体户，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据说，李志明在“文革”前还是县里培养的后备干部，水平很高。他来过好几次，和我们很聊得来。但最熟悉的莫过于“老队长”了。老队长姓刘，是我们小队以前的队长。为了解决我们集体户做饭的“老大难”问题，他还帮我们做了好长时间的饭。老队长新中国成立前给地主家做过饭，水平比较高。很多本地的美食，例如黏豆包，都是老队长给我们做的。我们自己也都学会了贴大饼子、熬小米粥等技术。我们的饭也简单，除了大饼子，小米粥外，就是大葱蘸酱或苣荬菜（长岭一种常见的野菜）蘸酱。一般吃不上正规的蔬菜，但营养也不一定差，“大葱蘸酱，越吃越胖”嘛。一个老同学来集体户看我，我特意搞了点青椒，给他做了一顿饭。最后评价是菜做得不错，就是太慢，把肚子都饿瘪了。当时，我们的主食就是玉米和小米，高粱要全部上交国家，自己吃不上。细粮就是每人每年15斤小麦（队里也种了少量的麦子）。有时我们和附近的产米县（例如怀德县）换一些大米。虽然是旱稻产的，但做出来的米饭都是带油性的，空口都可以吃一碗。现在卖的一些所谓“东北大米”尽是假的，根本吃不出那种味儿来。我们吃的玉米面和白面都是自己磨的，在磨坊赶着小毛驴磨面是我们最喜欢干的活儿之一。因为我们粮食给得多，也就有些浪费。我们磨玉米面时，里面掺很多大豆，比老乡掺得要多一倍。磨白面时，前两遍（因为麦子里有灰尘或有土，颜色发黑。）和后两遍（因为有麸皮，颜色发红）的都不要，只留中间两遍的。估计比当时所谓的“富强粉”还“富强粉”。磨面剩下的渣滓当然就是喂猪了。我们每年养两口猪，五月节宰一口，年底宰一口。养猪先是喂野菜、麸皮之类的“粗粮”。我们有时忘了喂猪，把猪饿得直“跳圈”。不管猪圈墙垒得多高，都能跳出来，可见饿成什么样了。大家说知青的猪都是“神猪”。等猪的骨架尺寸长够后，就要开始喂粮食“追肥”。因为知青粮食多，给猪喂得也多。我们的猪宰后都能肥到“五指膘”。长岭或东北地区，判断屠宰猪的肥与瘦，用手指贴在切开猪肉的横断面上测量，“二三指膘”是比较瘦的猪，“三四指膘”是比较肥的，“五指膘”也叫“一巴掌膘”，那就是最肥的啦。那年月的猪肉越肥越好，不像现在，只吃精肉。宰猪可是个技术活儿，队里有专人负责。要找好部位，一刀捅到心脏。放完血后，在猪的后腿上割一个小口，用1米多长、小拇指粗的铁筋做成的“猪梃子”贴着腿皮，在猪身上杵几个通道，接着就是“吹猪”，往那几个通道里吹气，把猪吹得鼓鼓的，以便于煺毛除垢。然后，就是做全套的东北“杀猪菜”了。老队长就能把这全套活都拿下来。当时不管谁家杀猪，几乎全村的人都可以去吃一顿。喝着白酒，吃着大肥肉，一年就这时候解馋了。这时也是大家聚会聊天的机会，增进了我们和村里人的感情。老队长还带着村里人给我们冻了几十斤猪肉，熬了大半坛子猪油。还用我们的大豆，给我们做了几十斤豆腐和几十斤冻豆腐。再加上年底磨的几十斤白面，真是能好好过一个元旦和春节了。
2014年9月，谭晓光和太平大队五家户北京知青薄小明（左）在北京相聚。插队第一年的年底，为了感谢老乡并展示我们城里人做饭的水平，特意由我们知青做了一顿饭给老乡吃。为此，我们特意从太平大队的集体户搬来了一位“大厨”——陈光。太平大队集体户的知青都是一个学校——育才学校的。因为离我们近，和我们来往就比较多。薄小明、张小明、陈光等都和我们比较熟。特别是陈光，那天给我们做的“红扒肘子”把我们都镇住了，真是太好吃了，一辈子难忘。那天，我展示的是“葱油饼”。把面擀成大片，上面抹上猪油，撒上葱花。卷成长筒状，再盘成一个弹簧状，压扁擀成饼，烙熟就行了。做好后让老队长品尝，还等着老队长夸我呢。老队长一吃，一股油滋了出来。原来是东北较冷，猪油比较硬，抹得厚薄不匀，饼烙熟时，凝固的猪油融化成液体，吃的时候就喷出来了。老队长笑着说，你放这么多油还能不好吃？你这不是“葱油饼”，是“滋油饼”啊！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我不知父母在哪儿，北京也没人了，后来的冬天就是在长岭过的，和老吴等几个人做伴，有三四个吧。有那么多猪肉、白面和豆腐作伴，又能烧炉子喝茶聊天，冬天的日子其实很好过。唯一难受的是我的胃又有毛病了，反胃很厉害。每天晚上不吐一次就睡不着觉。后来买了一种“胃疼粉”，吃了以后就好了。那时候，我们根本不懂过日子。猫冬时，每天早晨不吃饭，躺在被窝里就开始琢磨中午、晚上做什么吃，发明各种做法，浪费了很多东西。春节后，大家都回来时，那些油、肉、面、豆腐等都让我们祸害没了。老乡看着直心疼：“这些东西我们能吃半年呢！”另一口猪是五月节宰，除了大吃一顿外，猪肉都卖到村里。这样可以得一些钱用来买菜。我们很难吃到正规的蔬菜，除了买一些外，就是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一些。自留地大概有1亩，除了种一些菜之外还种了烟草。种的是当地的土烟——蛤蟆头，这烟劲儿可大了。那时，我已经抽不起牡丹烟（每盒要5毛多钱）了，就是抽蛤蟆头。有时买最便宜的勤俭牌香烟（每盒9分钱）。老乡家办红白喜事时一般是上迎春烟（每盒2毛多钱），好一点的就是大生产牌的（每盒3毛多钱）。喝酒也学会了，都是喝高度白酒。老乡家办红白喜事时一般是用小饭碗喝，队里办盖房子等大事时，就用大饭碗喝。我第一次见死人就是在一个老乡家，他们的老人去世了。我看死人和睡着了一样，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也见识了当地的一套仪式，我们有的知青也参加了抬棺材。长岭人之所以把抬棺材说成“抬重”，可能是因为那木质的棺材重量很大，或者是人们因为送葬而心情沉重吧。这些都无从可考，我只是跟着凑热闹。（待续）
制 作丨秦孝晨
编 辑丨程 烁
终 审丨于显鹤
监 制丨赵连波
来 源：长岭县融媒体中心
